著名演员袁立

出人意外，著名演员袁立在离开银屏一段时间后，竟然竭力为弱势群体呼喊、奔走，甚而遭到一些所谓“人”的谩骂。袁立说：“无论赞美、诋毁，还是恶语相加，我都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

要替不能说话的人发言，

维护孤苦无助者的权益，

要替他们辩护，

按正义判断他们，

为穷困缺乏的人伸冤……

我的苏醒与救赎

-—袁立于复旦大学的主题演讲稿-—

我是谁？大家好，我是袁立。我一定非常努力，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诚惶诚恐。我自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想，以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分数，要到复旦来讲课，我觉得实在是不般配。因为这里都是高智商，以我的分数肯定是考不上复旦大学哲学院的。但是我今天想说我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是作为一个尘肺病农民的志愿者来讲，我想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的经验。

我曾经是一个有等级观点的人，这很不好！

（今天）我想说，我是怎么改变的，怎么去关心别人我非常的幸运，很容易地就考上了电影学院。电影学院也是千军万马，然后可能我们那一届考上的就只有十个人，所以考上了以后我就非常的骄傲，就会觉得说，我一定是下一个巩俐，我是NO.1。

我非常非常的骄傲，也很快就出名，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去捧着你，你就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你基本上是飞在空中的，你出行，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车围着你，你基本上不可能去路边摊吃饭，其实你已经感受不到真实的生活了。

我在演戏，但是我基本上不会去接触最最底层的人。虽然我也是一个从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虽然我小的时候也会去挤公共汽车，但是慢慢地，随着我变成一个明星，我就脱离了这一切生活。好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演戏上有一点聪明的人，所以还会演得比较真实。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长期（这样）下去，一定会脱离生活。我一定会觉得，像很多的明星那样，我上机场也要带一个墨镜，唯恐别人不认识我是个明星。OK，渐渐地我觉得我可能会这样。

非常幸运的是，我到了美国。它把我打到了原型。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care你。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star，他们就会“Wow, you are a star.”但是如果你不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对吗。

我带着很多坏的习惯到了美国。我举一个例子：我到北极去看北极光，那天北极光只有两个人去看，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有颜色皮肤的人。那个老板就说：“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洗个澡看北极（光）。”当时我心里面很不愉快，我想说，她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洗！而且在和她聊天过程中，我知道她只是一个铺床单的服务员，她用她的积蓄来过这个holiday。我可以和她一起吃饭，但是我不可以做到和她一起洗澡。

我有一点点等级观念，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出身的地方给我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修正的观念。

我后来还是没有和她一起洗澡，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当然我现在知道我是错的，但是我当时想说：你是谁，我是谁。OK，这现在是非常错误的。

到了美国还有一个关于stop signs的事情，我不知道stop signs要停，因为在中国开车你经常要摁喇叭：piupiu，快走开，我开车的。我也经常被人摁喇叭，所以我在美国开车也从来不停。我的朋友和我说：“你胆子真大，stop signs你也敢不停，如果你撞到了人，你知道后果多么多么严重吗！因为这里人是最宝贵的。”我在美国改变了很多。

最重要的一点，我感受到了：人，是最最重要的。他比机器，比奔驰，比什么都要贵重。当然，我的信仰，我是基督教的。我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最宝贵。

从那以后，我渐渐地改变。我可以去路边吃一个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我可以去关心别人。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我再也不飞在天空中了，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以后我很舒服，其实飞在空中的日子是不舒服的。

我以前有很多爱马仕包，可是当我背上了以后，它只是一个很硬的包，只是跟别人炫耀，“I have Hermes。”我很special（我很特别）。然后呢，其实又怎么样呢？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吗？我觉得它没有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快乐。

种地，不要收光，要留给穷人一点。

我回到中国以后，我想说，我们的《圣经》上教导，你去种地，边边角角，不要收光，要留给穷人一点，不要全收光。你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要交给教会，要去帮助穷苦的人。这个对我有很多重要的帮助。那我就想说，我也需要把我的钱的十分之一，拿去帮助穷苦的人，所以我就在寻找项目。

当然，我回到国内以后，我去帮助儿童，帮助一些抗战老兵。我觉得我帮助的群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在帮助的中间的这个环节，我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有真有假，我也在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想过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矿工，在推着那个车，脸上都是黑的。我就想说，他（看起来）很辛苦的样子。我觉得他好像很苦难，他似乎是一个家长，似乎是一个爸爸，他好像肩上扛着很重的（架子）、顶梁柱的感觉，那个架子是他整个的家庭。

我还看到一张照片，叫开胸验肺。这个人需要把他的胸打开，然后证明：我的肺，黑了，然后才可以得到补偿。那个时候是2015年，我在想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人说需要有人打开我的胸，告诉你，我的肺是黑了，你要补偿我！

后来好像几经周折他是拿到钱了，是得到了赔偿。但是，慢慢地，等我到网上去查，哪个公益组织在做这个，中国有多少尘肺病人，他们的组织告诉我们，中国有600万尘肺病人，我看到的这个才是其中的一个，很多很多人是没有拿到赔偿。那我要知道，什么是尘肺病人，我跟大家所在座的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尘肺病人，他们是怎么得（这个病）的。

我们的矿、我们的金银首饰、我们的玉石、甚至于墓碑切割都会导致尘肺病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矿、我们的金银首饰、我们的玉石、甚至于墓碑切割都会导致尘肺病。他们没有戴口罩，或者说没有宣传机构告诉他们戴口罩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而且，口罩的密封性、专业性、严格性不够，导致他们很多得了尘肺病。

尘肺病会怎么样？尘肺病的潜伏期有十年。如果你在煤矿里面，那么你的肺就是黑的；如果你是在金属矿里面，你的肺就是金属的。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些尘肺病人。我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我要怎样怎样。我只是想说，如果他们是真的，那我就捐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是真的，那我就stop。

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组织叫“大爱清尘”，他们是专门做尘肺病的。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看，所以我就到了陕南的一个叫向阳村的地方。我真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跟在座的一样，我生活在上海、我生活在杭州、我生活在北京，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我就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破房子，靠吃土豆，然后他们的男性都躺在家里面，一直在不停地咳嗽，他们可能有肺结核，（得了）尘肺病以后他们有很多都肾衰、心衰，他们的腿会流很多血，最后他们会死亡。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十几岁就去打工，也许到二十岁就死了。他们有孩子、有老婆，他们的老婆一般都会离开他们，家里只有孩子，他们没有收入来源，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 这个水是什么水，这个是我最后一天，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在医院里面发现了很多黑色的水。黑色的水是从他们的肺里面洗出来的，肺里面一瓶瓶洗出来的。一个人可能要洗掉二十多瓶。

他们的尘肺病分为一期、二期、三期，也只有一期尘肺病人可以洗肺，二期三期没有办法洗，因为他们的肺已经像烂掉了一样，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肺大泡”，我其实之前也没有搞清楚，多洗几次之后（肺）就像一块抹布一样就散掉了，就不能洗了。所以只有一期比较浅的尘肺病人可以洗一下，洗一次的费用大概是一万块钱还是两万块钱。他如果是一期尘肺病人，他洗了以后他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在陕南可以洗，在广东地区（洗一次）大概要三万块钱。

其实在我们国家，所有有煤矿的地方都有尘肺病人。浙江也有，上海我想可能没有，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矿工才会得尘肺病，（在）高楼大厦也会得。

所以当我们在享受高楼大厦，享受美味的午餐的时候，看着这个view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是很多默默的农民工他们退场，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村庄，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很漂亮的breakfast and view。

▲ 这个人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尘肺病人，他非常非常的害羞。他每次都非常的nice。虽然他得了很重的病，他的太太也走了（跑了，离开他）。

他一开始跟我说：“我充满了仇恨，她为什么走？”但是其实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很多。他是80后，很年轻。很多尘肺病人都是80后。因为我跟他的私人关系比较好，所以我给他换肺。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尘肺病人都想换肺，因为换肺就意味着他可以活命了。但是，换肺的金额是四十万。当然，这是我个人出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出这么多的钱。换了以后，他每年还要有十万块钱的医疗费用保证排他，因为这个肺不是他的。他每年要十万块钱，没有任何一个尘肺农民负担得起，所以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一个big gift，一个大礼物。

但是，很遗憾，他在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就走了。因为，不匹配。各种原因，我不是医生。所以他就走了。我和他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因为当时我们最好的肺科医治专家告诉我有90%的希望，我非常非常的难过，也非常感恩他的家庭没有因此来责怪我。他如果不换肺，他可能最多还有半年的生命。换肺，可能可以好，但是他走了。他的名字叫任能平。

我曾经也想做一个任能平肺移植基金，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做，因为肺移植实在是太贵了。而且，你哪里有这么多的肺源呢。你看，他自己写在手机上的，我找到的，他说他的肺很痛很痛。

你不要看这些农民，他们自己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穿得很好看，很整齐。他们不舒服的时候平日只能到卫生所去消消炎，因为你要知道在卫生所只有一些消炎的东西，而没有别的。他们如果到西安去，他们要换八个小时的车程。其实路是非常近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大巴士很难（行驶），第二他们可能需要吸氧机才能上车，所以给他们这些农民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其实我们从巴黎回到北京，回到上海也就十个小时，但是他们从村庄到西安也要十个小时。所以对他们来说去西安看病太远了，而且太贵。所以他们只能在卫生所，打打消炎针，然后他们只会说，很痛很痛。没有办法。

照片里我很胖，因为那时候我很肿，水土不服，山里面还是很辛苦的。

这个老太太和这个儿媳妇。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特别的不明白，为什么灾难总是会循环。你看她（老太太）这个家庭，她的儿子已经去世了，也是尘肺病，一个80后。她的儿媳妇是一个盲人，当时没有人愿意嫁给尘肺病人，盲人愿意嫁给尘肺病人。但是之后她自己得了乳腺癌，老太太的儿子又死了，所以现在是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做农活，照顾这个儿媳妇，照顾孙子。老太太不愿意再照顾这个儿媳妇，她认为她拖她后腿了。我们觉得人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可能的，我们也不责怪老太太。你去看老太太变形的手。

那天晚上我去她家的时候，我要求看下她儿子的照片。她拿出来，看了照片以后她一个人躲到角落里面去，用手去摸这个身份证，她现在只能通过摸身份证去看她的儿子。她告诉我说她的心很痛，而且她说得很小声很小声。我知道她的心一定很痛，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她儿子在世的时候非常的能干。他们家大厅里是水泥地，很多农民（家）都是土做的地，他们家是水泥地，说明她的儿子心灵手巧，而且赚了一点钱可以给家里铺水泥地了。但是她的儿子走了，只剩下这一家人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她的儿媳妇还得了乳腺癌。

我觉得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是我所不理解的。

我觉得我到乡村里面去看到很多人真的长得很秀美，他们没有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所以就没有工作的机会，导致他们只能去干最苦的苦力。很多人问我他们为什么要去干矿工，他可以不干矿工。他不干这个他没有别的工作，因为他不识字，他从小没有学习的环境。包括现在很多的村庄已经没有学校了，他们要搬到村庄以外的镇上去读书，要走很久很久的路。这导致他们学习更加的艰难，他们没有办法学习，他们只能去干苦力，最后导致他得了尘肺病。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男的眼睛在看着我，会跟我说，你可不可以照顾我儿子。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的幻觉、幻想。我当然非常愿意照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长得也非常的好，我觉得如果在城市里面，如果有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命运不会这样。

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力争做到公平。大家都要一样有公平的学习的机会，一样致富的机会，因为人生而平等。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人生而不平等。而且他们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我给他钱的时候他跟我说，谢谢老板。他跟我说谢谢老板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我不是老板。而且我每次给他们钱我都放在信封里面，我不愿意直接给cash。当然我的三千块钱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我还是给他。

当我把他带到医院，把钱给他，放到了他枕头底下，他抹眼泪了。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看到。最后在上个星期，他也走了。因为尘肺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病。得了，就一定会走向死亡，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要跪在床上，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平躺着，他们的肺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他们每天晚上是跪在床上。如果特别累了就跪一会儿，然后就靠在枕头上，这么慢慢睡一会儿，然后再跪一会儿。他们平躺着已经没有办法呼吸。

很多志愿者给他们呼吸机，2000块钱一台还是2200块钱一台，只能暂时解决他们的一个呼吸的问题，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肺（里）已经有一块一块的金属石头（的状况）了，这没有办法了。当我们去给刚才我提到过的一个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肺拿出来切的时候，那个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咔呲咔呲咔呲，下不去。里面有一块石头，下不去。你知道所以他会很痛很痛很痛。

所有的农民，没有抱怨，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命。

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去，他们会做一桌好饭给我们吃，我们把一百块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们一定不要，但是其实他们多么多么需要钱。他们会认为你看得起我，所以来我家吃饭。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一个箭步就会冲到桌子上把饭接着吃了，因为他们平时吃不到这个肉，他们只会吃一片肉两片肉，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炒一盘肉。虽然里面都是肥肉，但是，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礼物。

我觉得在陕南，有很多农民，因为在山里面的原因，他们的眼睛是非常非常的纯朴，你会觉得，这么纯朴的一群人，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他们会到河南的灵宝煤矿去要求赔偿，得不到赔偿。我说我带着他们去，别人和我说，你去了以后，你就会被埋在那里。我觉得有可能我会被埋在那里，所以我没有去。

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那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呢？当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我们享受着城市文明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忘记这些人。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底下全部都是农民，真的，我们站在他们的身上。我不会忘记建高楼大厦的农民，我不会忘记建地铁的农民。

你们一定看到过图片，有一些农民，他们觉得自己的裤子脏，他们不坐在凳子上，他们蹲在地上。他们觉得我的裤子太脏了我不配坐在地铁的凳子上。当我带着金银首饰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我带着玉石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宝石切割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这个应该是国家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合格的口罩厂能给他们生产出来又舒适又合格的口罩。

如果我们生活还有一些富裕，我们可以去探望他们，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经济支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心灵的支持。因为我发现很多小孩的妈妈离开这个村庄，再也不要他，当他一岁的时候他妈妈就离开了，等他五岁他妈妈再来村庄看他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在外面有了新的孩子新的家庭。

别人告诉他，这是你的妈妈，这个小孩平时会跟人家说，我为什么没有妈妈，但是当别人告诉他这是你的妈妈的时候，他只会在那流眼泪，傻傻地站着，一直流眼泪。他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他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女人相处。

我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从小已经有阴影了，而且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太多太多。当你去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只会流眼泪，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不懂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帮助人，可能不仅仅是从这个账上转到那个账上的钱，而是我们要去实地去勘察，实地去拉着他们的手慰问他们，而且需要一个长期长期的跟进。爱是分享，我觉得爱不仅仅是我过得好，爱是需要你把手去拉给需要帮助的人群。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不仅在发展，我们的人文意识，我们的人文发展、人道主义也要同时发展起来。我觉得广州、上海、北京，我们这些已经过得还不错的人要起一个带头作用，就像美国，我的数据可能不太准确，可能是1%的人在做慈善，我在网上说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说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他们觉得只有一百、两百，一百、两百可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片善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能力的人，我们去买爱马仕包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包，它可以带来的快乐也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帮助人，用最俗气的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帮助他们，其实是他们同时也在帮助我们，让我觉得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有如此高尚灵魂的人。

我是个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叫两会

我相信，我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走向富裕，走向更好的一个人文环境。不要再看到那些悲惨的自己在漆棺材的现象，悲惨的农村和城市一个不平等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是想捐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然后今年的两会，我是个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叫两会，今年的两会也提出了一些尘肺病农民解决的问题，那我想，国家做国家的，但国家肯定不能像我们一样亲切地去拉住每一个人的手。

就像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漆棺材，三十多岁，当我进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强；当我拉住他的手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很不坚强，我是个大老爷们，我不应该哭。可是我觉得，你都已经在自己准备棺材了，你为什么不哭，你哭好了。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给他们钱，我还可以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心理安慰。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知道，有人爱他们，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有坏人，也不仅仅有不好的煤矿老板，没有把每一个人的生命看得非常重的老板，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去爱他们，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即使他们走了，就像任能平，我帮助换肺的那个人，他告诉我说，我如果死在手术台上，我也非常非常感激你，因为我死前得到过爱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要告诉他们：NO，你们是人，我们是一样的人

因为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作人看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煤矿里的时候是不出窑洞的，他们喝的是炸了的石层的水，石头炸开以后不是有岩水吗，他们喝的是石头的水，喝的是尿水，喝的是粪水。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告诉他们：NO，你们是人，我们是一样的人。

也许我们分工不同，但是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尽我们一点点的努力。

如果你是一根蜡烛，你就发蜡烛的光辉照亮周围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灯，你就发出大的灯（的光芒）去照亮周围的人，尽量给更多的人带来温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美好。

——转自搜狐（2017-12-0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5期，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4日

Bryan Dent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东南部一栋公寓楼的居民只得到了48个小时来撤离，他们成群地走向地方政府办公楼，要求得到房租的赔偿

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有一个普遍共识，即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被激活，相对剥夺感加强，这个时候，以集体行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运动乃至社会抗争将会出现。10月，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进入“新时代”，并明确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仅仅一月后，北京发生的两起事件——以清理群租房等违建房屋为重点的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和红黄蓝幼儿园被指控虐童——所激起的舆论反响与抗议活动，或将拉开中国社会运动的序幕或前奏。

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在中国并不陌生。中国在100年前进入近代化后，社会运动不断出现，著名的有五四运动、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文革和“六四”等。1989年“六四”后，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以维权和揭示真相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事件。这些群体事件的主角一般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或其他的弱势群体，抗争的目的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还原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始有律师介入社会抗争。但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特别是18大以后随着官方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709”律师群体的抓捕，社会抗争进入低潮，以往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呈递减趋势。

1989年后，虽然群体事件和维权抗争不断，但始终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抗争局限在局部和地方，特别是基层。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以及前两年老兵群体为优抚安置问题进京上访或许是两个例外，它们波及全国，有主张有组织，但是它们的目标还是争取宗教或经济权利（法轮功后来涉及政治权利），也未获社会主流人群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关注与支持。另一些事件，如汶川学校倒塌、温州动车事故、天津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幼儿园袭击、邓玉娇事件等，虽说在舆论上引起全国网民关注，民情汹涌，但这些事件都聚焦于特定的人群。

与之前发生的这些事件不同的是，北京新近出现的这两起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清理强拆外地民工集中居住的棚户区、公寓楼、工厂等郊外地带，从性质上看更严重。首先，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有组织的政府行为，尽管它肇始于“11.18”大兴大火，有一定偶然性，但清理外来人口，把人口控制在一定规模则是北京市政府的人口治理目标。以前有些事件也是由政府的不当行为引起的，但少有像北京一样，是由这个城市的最高行政机构部署，而首都的特殊地位又会进一步放大其效应。其次，尤为恶劣的是，为给政府清理行为赋予合法性，一些地方将被清理对象的外来人口，冠之以“低端人口”，这就给社会一种印象，政府从身份上公然歧视“外来人”，从而使人联想到“种族主义”，这是它导致舆论哗然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有鉴于此，在遭受舆论讨伐后，北京并没有作出让步，停止强拆行为，而以往的政府行为事件，在舆论压力下，至少表面上要让步。至于红黄蓝幼儿园老师的虐童事件，教育当局也负有监管不力之责任，特别是警方的调查说明，让舆论更加不满。

那么，它们跟社会运动有何联系？

简单地说，这是中国将发生大的全国性社会运动的先声。

从社会运动的特征和标准来看，北京大规模驱赶外来人口和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所激起的舆论反响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可假如不刻板地理解社会运动，这次舆论反响包含着社会运动的一些基本要件。

第一，它具备一定的组织元素，向当局提出了明确的基于宪法的公民基本人权等政治权利。组织性是社会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此次舆论风波的自发特点很明显，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领导机构。但这并不等于它就没有一定的组织性。北京驱赶外来人口发酵后，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酝酿联名抗议，上书中央，要求中央政府停止北京市政府的粗暴做法，这就呈现出一定的组织色彩，引导和强化了舆论对北京市政府的批判导向。随后，部分劳工界人士也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停止驱赶外来人口。不仅如此，公开信还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了群体的政治诉求，要求改变北京市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和做法，改善外来人口的福利和处境，其价值目标直指包含牵移自由在内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等政治权利。此外，在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后，亦有人在美国组织发起了针对该幼儿园的集体诉讼活动。

第二，北京发生的这两起事件不仅得罪了政府口中的“低端人群”和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而且使得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左右两派共同把矛头对准官方，这在以往的事件中也是少见的。鉴于中国社会的高度分化，在过去的公共事件中，事件本身会引发舆论分化，左右两派会出现对事件的不同解读，并针锋相对，很少“枪口”一致对准官方，但这次左派也难得和右派一起，把批评的矛头对着政府。此乃因为，左派的群众基础是官方语境下的“低端人口”，政府驱赶低端人口的做法让左派意识到，如果在这种错误行径面前不替劳工大众发声，去批评政府，将会危及自己的声誉。这样，不同阶层和左右两派共同发声，实际起到了一个唤醒大众阶级意识的作用，为社会运动进行了潜在的动员。

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包含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抗议台本、集体行动框架等要素。虽然此次舆论批判未能阻止北京市政府驱赶外来人口的做法，没有社会运动的外在形式，但正如上面分析的，它确实包含着社会运动的一些实质内容和元素，可以看作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社会运动雏形。鉴于“新时代”的政治高压和暴力执法比过去严重，“新时代”如要发生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其初始诱因很可能是政府的政策失误和暴力执法引起，然后在舆论的鼓动下形成。北京朝阳和大兴两地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爆发的外来人口抗议活动，就初步表明了这点。

就社会运动而言，中共宣布进入“新时代”，是要在全面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加强对社会的暴力管控以及部分满足民众的福利需求的前提下，削弱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的社会基础，短期来看，由于国家打压民间社会的加剧，可能确实会达到这种效果，中国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会走入低潮。但长期而言，这样做不但不能压制社会运动，反而会随着大众政治意识的强化和国家控制能力的走弱激发大众的抗争意识和行动。正如研究社会转型的中国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谢岳指出的，现实中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同国家功能的转换以及国家能力建设的高下有着密切关系。

当国家选择性地发展以征税为主的抽取能力与以暴力控制为主的强制能力，而忽视分配能力、规范能力与对大众的保护能力的发展，这种不均衡的国家能力建设往往带来广泛的社会抗议。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不仅不会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与发展，而是制度性地制造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导致社会的两极化，两极化导致普遍的社会不满和社会怨恨，从而将严重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还应看到，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会改变社会运动的某些形式。因此，不论官方基于何种目的，若迷信暴力，以国家强制力驱赶外来人口，对付其公民，这是在为“新时代”制造大量的“低端”反对力量，在政府的暴力压迫下，一旦社会学和权利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劳工阶层，也包括部分中产阶层）被激发起了阶级意识，他们将奠定大规模社会运动和社会抗战的阶级基础，并有可能涌现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这个意义说，“新时代”极可能会爆发社会运动。

邓聿文是中国独立学者、自由写作者、时政评论家。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

——转自《纵览中国》（2017-12-1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5期，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4日

在专制国度，能被专制政权授予“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这个荣誉，是对一个公民最大的肯定，证明了这个公民没有做专制的帮凶，没有做奴民，起码他去捍卫争取了权利。梁启超说他与专制势不两立，我说不反对专制，我还是人吗？虽然他们想让我认罪和配合宣传来换取他们对我轻判，他们甚至答应只要我认罪，就可以判三缓三，都被我拒绝。我被判八年，我并没有悲愤与绝望，这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因为反对专制就意味着在监狱的路上。我被判我依然乐观的，因为有了互联网，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为专制独裁送终的队伍会越来越壮大。企图想用监狱来恐吓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阻挡人类文明进程的人将不得善终。暴政是因为缺乏自信心，心虚恐惧的表现，是穷途末路、图穷匕见的表现。民众觉醒了，专制结束的时期还会远吗？

我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和各种非人虐待折磨，这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我呼吁国际社会能关注中国人权恶劣状况，关注中共对本国公民特别是对异议人士刑拘、罪名滥用、秘密关押、强迫上媒体认罪、强迫接受官方指定律师、酷刑虐待、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等等严重侵害公民的暴行。

此次参与迫害及酷刑虐待我的人员有：安少东、陈拓、管建童、姚诚、袁溢、王守俭、谢锦春、宫宁、盛国文、曹纪元、刘毅、蔡淑英、林崑。

——转自参与网（2017-12-26）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5期，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4日

屠夫被刑拘后，一些论者纷纷就屠夫的杀猪模式进行总结，汇总如下。标题为编者所加，为阅读通顺，编辑略作修改。
 

2015年5月19日，著名维权人士“屠夫吴淦”因为声援江西乐平冤案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之后，27日又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在屠夫吴淦被拘留之后，中共最高喉舌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全面出动，对屠夫吴淦进行泼脏水式的“加冕”：5月25日，央视发布《记者调查：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拘真相》的报道，5月27日，新华网发布屠夫吴淦被刑拘的报道，5月27日，《人民日报》发布《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的报道。

莫之许：

一、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尽出，屠夫（吴淦）待遇之高，1949年后区区数人耳，如此高调，非针对屠夫本人，而是针对以其为核心节点的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舆论和动员（网络）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是其下一步打击目标，开端既已如此强势，运动式打击的后续展开，可能会更加出人意料。

二、屠夫一直遭到各路宵小的恶攻。当然，屠夫的说话方式颇让某些自以为精英者不爽，但无论如何，也不管是不是机缘巧合，屠夫所开创的杀猪模式，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公募资源支持公民抗争，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创新。笔者一路力挺杀猪，也因此和所谓老朋友决裂不知凡几，感谢党国为屠夫和杀猪模式正名！

三、2011年探村时，屠夫为刘萍等访民募捐，被某公知指为江湖政客，更有宵小则攻击屠夫账目不清，笔者出面力挺，由此公开对立，直到最后彻底决裂。屠夫对此一直非常感激，但其实这不是为他，而是为了杀猪模式，它几乎是唯一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抗争行动主动结合的方式，其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四、（出现下一个屠夫）很难。时势造英雄，一是奥运刚过，当时执政风格，维稳体制刚性早期等带来的一定空间，一是切入高度影响力的事件（邓玉娇），一是本身的素质，急公好义，心理素质强，还要有很高的学习和反思能力，这一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机遇巧合胜过个人努力。

温克坚：

1. 通过邓玉娇案件的出彩表现，屠夫（吴淦）成为中国社会运动O2O模式的重要一环，这种模式通过人际资源整合，把网络热点事件转化为线下压力行动，逼迫体制做出反应，屠夫这些年的作为，是一个江湖好汉和一个流氓体制的对抗，他凭借他的胆略和机敏一直在刀锋上跳舞。

2. 本来还期望屠夫能逃过这一劫，但从人日新华CCAV祭出的架势看来，体制肯定要施展专政手段给屠夫隆重“加冕”——某种意义上，这是抗争者的宿命，相信屠夫能从容应对。但如果体制以为通过对屠夫的点杀可以遏制社会的抗争态势，那肯定是巨大的错误。杀了公鸡并不能阻止天亮——天总是要亮的，而公鸡也是杀不完的。

3. 屠夫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些年抗争经历让他明白，只要体制不变，各种各样的冤案会层出不穷，屠夫在政治上的认知超越了很多对体制抱有幻想的所谓改良派，这一点难能可贵。

4. 流氓体制不但剥夺了屠夫的自由，而且开动宣传机器对屠夫泼脏水，无疑这是非常卑劣的做法。屠夫是我的朋友，我们有过一些交往，他有些言语方式或许不为人喜欢，但我认为他是真诚的，豪爽的，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黎学文：

屠夫是互联网中国涌现出来的向公权展开个体游击战的勇士，其开创的杀猪模式既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又能打通线上与线下的联动瓶颈，为极权之下公民抗争和小型社运的典型案例。屠夫个体已不可复制，而杀猪模式必将流传。

星河：

屠夫杀猪模式是当前信息流动、资源配置和现实行动主动结合最为有效的，它的存在对于民间认知、参与、表达、对抗、示范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尤其是它的扩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自组织、合作和效仿。其中当然有屠夫个人性格等因素，或许短时间内难以复制，但是它仍然会在民间自发展开。当局对此的高调打击，也正面指示了未来抗争的方向。

Dr. K：

屠夫的杀猪维权，是当下最有中国特色的激进主义，将威胁公众权益的当权者、官僚以个人化的方式进行打击，谓之杀猪，而手段则包括互联网的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打击之，超出当局熟悉的套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以我为主，创造出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这当然为那些口口温和渐进，遵守法律，口口非暴力其实叶公好龙的中间派所不喜。

夏业良：党国媒体集中抹黑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使他成为人们所普遍敬重的草根英雄，吴淦凭良知与常识行事，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他比不少读书人更有社会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感。

秦邦：屠夫被刑拘，虽然愤怒但并不意外，从当局火速出笼的“起底”报道可以看出，他们绝对是策划准备了很久，这次只是在收网。有人曾质疑屠夫高调募捐，现在当局帮助证明清白了，如果有当局绝对会浓墨重彩，另外，杀猪抗争模式行之有效，民间力量可推广。

问：人民日报大篇幅刊发《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一文，你怎么看？

熊飞骏答：这有啥奇怪？人民日报也曾揭开“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真面目；揭开邓小平“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面目；揭开彭德怀“反党集团”真面目；人民日报还头版头条报道“广西环江县亩产稻谷13万斤……

吕京花：维权七年，正式出头露面，CCTV，新华社，人民日报，还缺一个某某某的批示……

龙霖律师：杀猪模式也离不开之前长期的积累以及社会条件的变化，网络的流行、维权群体长期存在导致隐性的网络化成型，各地都有一些活跃人物，形成信任网络和熟人社会，在加上外围的抗争者不断加入，在信息传播、人群聚集、获取财政支持等方面都具备了基础。

黎学文：屠夫是互联网中国涌现出来的向公权展开个体游击战的勇士，其开创的杀猪模式既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又能打通线上与线下的联动瓶颈，为极权之下公民抗争和小型社运的典型案例。屠夫个体已不可复制，而杀猪模式必将流传。

王爱忠：上个月在北京，在我住的酒店旁边的上岛咖啡和屠夫单独有过一次深聊，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都一见如故……

刘沙沙：刘晓原：“屠夫由拘留转刑拘，交给老家公安去办。这可能是为了减轻江西的压力”——把热点从庆安拉扯到江西拉扯到福建，让网民们无法盯住一个地方去打。应对方法：盯住北京就是了：关心徐纯合案的，关心乐平的，关心屠夫的，全扑去北京就是了。你把我们调动得团团转，最后累了烦了，全扑着你去了！

黄昭雲：网评：巨星陨落，屠夫入狱。个人非暴力网络维权时代终结。

刘强本：任尔抹黑秽言奸民意，“我是個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释放屠夫

沈良庆：#FreeTuFu #释放屠夫 1987年反自由化，真理部印发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言论供批判用，让原本局限在知识界的自由化人物名满天下。邓小平、江泽民吸取这一教训，除了对人多势众的法轮功先大规模污名化再严厉镇压，一直是悄悄地干脏活。红卫兵志大才疏，动辄游街示众，无能为矣。

沈良庆：屠夫（吴淦）被升级为刑事拘留，中共喉舌兼特务机关新华社展开新一轮大批判和造谣抹黑，老大哥深谙舆论先行：“对这样的人，公安机关早就该出手了，一定要依法严惩这样的不法之徒！”

张雪忠：我和吴淦先生（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素未谋面，但我知道他长期以一己之力参与公共事件，反抗政府不公，伸张公民权利。现在，他因触怒当局而遭受迫害，继被江西警方行政拘留之后，又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为了表达对吴淦先生的敬意与声援，对司法迫害的抗议与谴责，我决定向他家人捐款五千元。

张雪忠：央视对吴淦极尽丑化，对官方极尽粉饰。在吴淦被追加刑拘后，新华社的报道又对当事人极尽诋毁抹黑之能事，甚至大肆披露当事人的婚史隐私。最近二年，这些中央级的官媒，为了配合当局对言论和民权的打压，已经堕落到了连最起码的脸面都不顾的程度，而现政权的无耻无文，至此也是昭然若揭。

杜延林：几年前屠夫因个人生活遇到困难，曾向我借款两万，一直还不了。前几天他私信我，说现在在律所有工资了，要每月还点，我说别急着还，我不急用。在此单方面声明，如果屠夫被判刑，债务自动免除。顺便说一句，屠夫经手捐款无数，从来都是账目清楚，公私分明。那些污蔑他骗款的请闭嘴！

黄宾：#释放屠夫 今天凌晨4点看到屠夫由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的消息，很惊讶。因为素来敬重屠夫，作为圈内前辈，屠夫这些年为大家为这个社会做了太多的事，每当谁谁谁有难，总能看见他的身影，现在他自己却进去了，有些适应不过来。

上官乱：新华社极尽丑化之力抹黑屠夫，无非就是想打压死磕式维权。他们把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称做“凑热闹”，给他们添麻烦。没错，屠夫就是爱凑热闹，09到现在陆续见过他几次，每次都是他维权的时候。他太爱管闲事了，前几天还在仔细问我陈云飞家人的情况，他不仅要捐款，还想把陈云飞家的老人也照顾到。

王荔蕻：自你入狱，举国震动，人生辉煌，莫过如此。#釋放屠夫

肖勇：屠夫在我有难的时候帮助我，是我全家人的救星。在他有难的时候，我却束手无策。惭愧，惭愧！

刘水：我是第一次看到，当局动用央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国家力量，编造事实，围剿一个草根维权者“屠夫吴淦”。当年刘晓波似乎也没享受此等待遇。专制国家常用“媒体审判”滥招，替代哪怕是自己制定的法律，颠倒黑白，抹黑正义。民间正当维权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像吴淦维权者越多越好。

陆勇：吴淦先生是具有现代文明思想的公民。他的行动将专制腐败的黑幕撕开一道口子，让更多人知道身处黑幕之中，他的行为也提供了反抗的榜样。这也是黑暗当局构陷打击吴淦先生的原因。抹杀义士的行为不会得逞，基于吴淦先生的贡献和牺牲，可预见，吴淦先生的名字会越来越多出现在世界各地人权公益奖项的名单中

陆勇：吴淦是我良师益友，为人风趣幽默，重情重义。古道热肠，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智慧超然，贪官污吏们对其又恨又怕。此次新华社再次不顾廉耻，抹黑义士，裆的喉舌恶臭腐烂。

曹雅学：国家机器开动，全马力，从污名开始，中共对吴淦（屠夫）下手了。

何三畏：当年揭批高、彭、刘、邓、林、江时，留下了惟一的底线：没揭婚史。盖因第一代老革命家多数有多次婚姻，于是遵守了共同的底线。而今，屠夫被揭婚史隐事。今天的党报记者真能下手，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是婚姻和性道德模范？不过新华社客户端稿不见记者名字。

王兴律师：扯了这么多，有啥犯罪事实？不就是给管家找麻烦的“刁民”吗？诽谤也改公诉了？

俄在日占区：呵呵，你们这么黑，开始群攻。屠夫的事，网络公开，他不是英雄，更不是圣人。偌大国土，区区一个勇敢者，你不觉得愧疚？多些这样的人，斯国何来如此腐败！黑恶如此横行！取消关注！

北风：屠夫被刑拘，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第一时间作出报道；江西方面行政拘留期未满转由福建方面进行刑事拘留。同时调动政法及党宣系统，基本可以认定是国安委决策部署，预感不妙。对屠夫的这种运动式精确打击，旨在震慑并瓦解民间维权死嗑群体，其大批判式文宣与反恐式定点清除手法，令人发指。

北风：屠夫被刑拘一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第一时间作出报道，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郭飞雄等人都没“享受”过这等待遇；结合江西方面行政拘留期未满却由福建方面进行刑事拘留，同时协调调动政法及党宣系统，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中共国安委决策部署的案子，预后不妙。

杨佩昌：他介入重大热点事件，我不表态，因为我没有亲临现场；他被行拘，我不表态，因为和他没有私谊；在微信群里，他被诸多群友非议私德，我不表态，因为对他真的不了解。但是，当他被几大官媒同时攻击的时候，我已经确信，他是一枚敢于碰撞石头的鸡蛋，我想不应该再继续沉默。

来源：博讯

——转自护宪维权网（2015-05-2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5期，2017年12月22日—2018年1月4日

蔺其磊律师于9月14日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其当事人、广东珠海维权人士李小玲时得知，李小玲已于9月12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

李小玲在因上访遭珠海警方关押中眼睛发病，但被耽误诊治。今年6月3日她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附近举了“李小玲六四光明行”等字样的纸并点燃蜡烛，次日凌晨被北京警方拘留，7月5日被珠海警方及居委会人员从北京带回关押；7月19日她从黑监狱中逃走，7月27日被抓回，后被以违反管制措施为由处以行政拘留十天并送进拘留所，8月8日拘留期满后直接被送到珠海市第一看守所，9月12日被正式逮捕。

李小玲案情通报

蔺其磊律师

20170914上午，我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要求会见涉嫌“寻衅滋事罪”的维权者李小玲，一办手续女孩查了后告知“正在提审，你是等待还是再来”，我说等，但停了一会又叫我说可以会见了，刚才是电脑系统问题。呵呵！

进入了比较熟悉的珠海市第一看守所，见到了我的被失踪了近一个月的当事人李小玲。因为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6月初被刑事拘留后我会见过她两次后，七月初她就没有消息了，听说是被珠海当地政府带走了，随后的一个月连其家属都不知她在何处被控制。经其讲述才知道：20170705她被珠海市公安局和香洲分局，以及居委会和三名来历不明等六七个人从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带走，坐飞机回到珠海后，被控制到一个宾馆，都是三班倒看管，另一个房间是几个男的看管。其于7月19日趁机从黑监狱中跑出来，经历了多地奔波，来回折腾的“惊险刺激”的逃亡之旅，也为了躲避大批警察翻墙差点从四楼跌落的后怕，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代行，仍于20170727傍晚时被将北京西站站台围住的大量珠海警方人员抓住带回珠海，被以违反管制措施送进拘留所行政所拘留十天至8月8日（7月6日时珠海警方要其签取保候审手续被其以“我有自由才能签”为由拒绝），期满直接送到了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前天被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

大家重点关注李小玲眼睛病况：因为李小玲起诉珠海市公安局在法院被刁难报警，反被珠海市公安局南溪派出所带走，违法留置变相传唤致使李小玲眼睛发病而耽误诊治一事，李小玲向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检察院提出控告无果才进京反映而被关押。被强行带回后 ，两次被警察等带去中山五院和珠海市人民医院诊治其眼病，均被告知：需要到原诊治医院广州中山眼科中心复诊，但均被警方拒绝，现在仅仅是点眼药水以减轻症状，致使其生活极为痛苦不便，甚至有提讯疲劳时为减轻痛苦而索性签字情形发生。

鉴于李小玲病情状况 ，以及该案是起源于其是起诉珠海市公安局反被珠海市警方违法传唤故意推延治疗造成眼病加重而引起的，现在珠海警方欲将其多年的维权生涯经历和围观声援事例予以调查，已经有打击报复之嫌，我们律师将依法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和管辖权方面的异议，以维护李小玲的合法权益。

1933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讯，说他“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对此，陈独秀在法庭上据理抗辩：“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陈独秀说，他之所以反对政府，因为“（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

国民党政府把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视为有罪，无异于两千年的前周历王的“监谤之巫”、秦始皇的“巷议之禁”、“偶语之刑”和汉武帝的“腹诽之罪”，“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

在最后的陈述中，陈独秀强调，国民党如果“假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2017年12月26日上午，我的朋友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我看来，他早年做的事只是遵循内心朴素的正义感出于个体的善意，去帮助那些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因为个体的力量太弱小，他不得不借助网络的力量、行为艺术，而这些则被多家中央级媒体抹黑，正如他们一贯的无耻行径。

但如果仅仅只把吴淦归结为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我觉得这是对他的贬低，他虽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他这些年的认知和表达已经远超那些浪得虚名的学者，更不要提他的勇气超出那些人多少倍。我不想说吴淦是无辜的，我觉得他被抓是应该的，不抓他抓谁呢？谁还有资格被抓。我只是觉得你们抹黑他的手段过于下作。

认识吴淦很多年，但我不想在这里抒发情感歌颂友谊赞扬他个人，我想他也不希望听到这些。只是希望他能放心，我们会照顾他的家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家人）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家人）困顿于荆棘。 ”这是说给他听，说给别人听，也是说给自己听。再艰难的时代，也应该有人前行，再窒息的时代，也应该有人发声，人活着总是要有这么一点尊严，要这点尊严干嘛，或许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日后能说一句，当年，我爸，很有勇气。

我以前常说，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但依然要选择走这条路。人之所以为人，不就靠这么点勇气吗？人之所以活着，不就靠这么点骨气吗？

我跟吴淦共同的老友莫之许，2015年写过一篇关于吴淦的文章，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超级低俗屠夫的黑历史：

《莫之许：屠夫为什么如此重要？》

屠夫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显露很久，广为人知，而给予这种重要性最直接证明的，正是体制本身。

2015年5月18日，屠夫前往江西南昌声援乐平冤案。当天晚上，屠夫参与了维权律师在江西省高院门口静坐，为律师阅卷权呼吁。5月19日，屠夫以其特有的行为艺术大师风格，在江西省高院门前，举牌向江西省高院院长张忠厚表达不满，随后被南昌警方带走，处以10天行政拘留。

5月25日，《新华网》发布新闻“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各官方网站随即全网转发，次日，央视《新闻直播间》节目用长达五分半钟的时间，以“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拘真相”为题，对江西省高院前的事件进行歪曲式报道，掀开了抹黑屠夫的序幕。

5月27日，屠夫被刑事拘留，罪名为寻衅滋事罪、诽谤罪；5月28日，《新华网》发布“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吴淦涉嫌寻衅滋事、诽谤被依法刑拘”一文。该文被《人民日报》发表在同日第11版也就是政治版，同日，央视《朝闻天下》和《新闻直播间》分别用五分多时间和十二分钟时间，大幅报道了屠夫被刑拘一事，《人民公安报》也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淦被刑拘一事。上述文章、视频，都得到了全网转发，一时间，满屏皆是屠夫吴淦，有人戏称，如此待遇，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区区数人而已，屠夫简直是中了大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屠夫为什么这么重要？

屠夫，真名吴淦，福建福清人，曾为厦门机场边防武警，后因家庭原因赴阳朔定居，喜欢上网，主要在凯迪网络论坛发表言论，“超级低俗屠夫”即为其在凯迪网络论坛的网名。

2009年5月，震惊全国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杀人案件中，屠夫独身勇闯巴东，成功探视到被控制在精神病院中的邓玉娇，配合律师，发动网络声援，为邓玉娇最后无罪释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与此同时，屠夫提出由网友为其提供前往巴东的活动经费，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同时也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这一公募公用的模式，伴随了屠夫的整个维权生涯，为许多同道所模仿和提高，越来越成为大陆维权和抗争行动的主流模式。

2010年3月19日，福建三网友案原定开庭时间，各地网友前往围观，当局临时改期，现场并发生了小规模冲突。2010年4月16日，三网友案正式开庭，此前约一周，屠夫即奔赴福州市第一看守所门外，扎营露宿，并于网络上大量发布现场实况，为围观预热造势。

416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上百人成功聚集在福州马尾法院，并现场示威。416福建三网友案件围观的成功，将费用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联动，各地跨区围观，正面抗争表达的维权抗争模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大陆当代抗争在规模和内容上的一次突破，至今仍未被超越。

在416三网友案件围观中，不仅费用公募直接来自于屠夫此前的灵感和实践，屠夫也从头到尾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居功至伟。

2010年10月8日，屠夫与许志永、王荔蕻、赵常青等人在北京地坛东门打出标语，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随后，屠夫、王荔蕻、赵常青等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分。随后，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屠夫被福建警方带回，电话失联，处于失踪状态达一月余之久。

2011年10月，刘萍等30多名访民为声援陈光诚，决定在东师古村外长期驻扎声援，屠夫为此而发起网络募捐，这标志着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模式已经走向成熟，这一模式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维权抗争者效仿采用。

近年来如山东曲阜薛明凯父亲非正常死亡事件围观、建三江黑监狱围观、郑州第三看守所围观等等成规模的维权抗争行动，尽管并无屠夫的直接参与，但在模式上，都与4.16几乎如出一辙，体现出屠夫等早期开创者的影响。

2011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死案爆发，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屠夫再次前往当地，并成功取得相关视频。随后，屠夫也开始尝试转型，更多发挥后方资源募集者和舆论协调人的作用。同时，募集账户移交郭玉闪先生主持的传知行等进行监管。

2011年开始，屠夫发布诸多微博，介绍自己的维权经验，自称《杀猪宝典》，该宝典认为，维权成功不能指望明君，或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式，对当事官员造成心理威慑，并因此获得问题的解决。这一观点内在地包含了对抗和抗争更有利于当事人福利的立场，摆脱了长期的青天期待，受到相当的推崇。

2012年之后，屠夫多发挥资源募集者和舆论协调人的作用，为若干受难者募集资金，如湖南肖勇，湖南赵枫生，江苏范木根，湖北刘家财，山东任自元等人，屠夫行事低调，行善不欲人知，许多类似行为，并不为人所知。

2012年以来，大陆出现死磕律师，从程序上正面冲撞体制，以此推动法治进步。该模式与416等正面抗争事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屠夫也逐渐与维权律师互动乃至合作，介入相关案件，如湖南怀化拆迁案，江西乐平冤案等，屠夫更于2014年11月正式加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死磕律师是微博时代逐渐兴起的一种法律维权形式，屠夫的转型，意味着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模式又注入了法制维权和死磕律师的元素，具有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传播能力和持续能力。

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爆发。5月2日中午，在哈尔滨铁路局管内庆安站候车室，庆安县农民徐纯合被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开枪击毙，当场身亡。事件引发全国网民关注与愤怒，屠夫立即第一时间进行公民调查事件真相，并在网络发布公开了相关视频，使官方在舆论上陷入被动状态，从而成为秋后算帐的起因。5月7日吴淦在网络发布悬赏十万元向公民征集徐纯合案现场视频。视频公布后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微博、论坛、海外媒体广泛传播。维权律师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陆续到达庆安展开法律事务和声援活动。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屠夫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之所以重要，不是个人有通天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是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律师死磕＋公民/访民围观＋网络舆论动员/资金募集这种三位一体抗争模式中的核心节点；

其次，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活动和传播，屠夫已经成为民间抗争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从屠夫被拘捕并被宣传机器高调抹黒开始，许多论者就认为，在专政的逻辑中，遏制也就是打击，动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这样的顶级宣传机构，并号令全网转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舆论准备，对死磕律师，人权活动者，公民和访民行动者的进一步打击即将展开，对屠夫个人的打击，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如笔者在屠夫被刑拘时就认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尽出，屠夫（吴淦）待遇之高，1949年后区区数人耳，如此高调，非针对屠夫本人，而是针对以其为核心节点的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舆论和动员（网络）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是其下一步打击目标，开端既已如此强势，运动式打击的后续展开，可能会更加出人意料。”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屠夫被正式逮捕后一个半月，2015年7月9日，针对维权律师和相关积极分子的大规模打击终于全面展开，在这次被称为律师劫的打压行动中，被刑拘／监视居住律师共12名，被刑拘／监视居住积极分子十多名，更有超过250名律师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这一轮打击，不仅突如其来，事前毫无征兆，而且无理蛮横到了极点，5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任何律师得以会见到任何被拘禁人士。更有趣的是，为了回避这一轮打击的政治目的，当局还煞有介事地将锋锐所描绘为一个犯罪团伙，可事实上，几乎所有观察人士都明白，这一轮打击的目的和重心何在！

在这一轮打击重，几乎所有律师和积极分子，都与屠夫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或良好交情，其中，王宇、包龙军、王全璋、刘四新、谢远东、周世锋、黄力群等七名律师或法律人，均来自屠夫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其他如李和平、谢阳、隋牧青等律师，也在湖南怀化拆迁案等案件中，与屠夫有过密切的合作。望云和尚（林斌）、胡石根、赵威等民间积极人士，也都与屠夫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因此，根据屠夫的律师燕文薪的披露，屠夫案已经与709律师劫专案合并，其本人已经不再能够探视，不排除已经由福建解往天津。

从2009年5月开始，短短几年间，屠夫已经由一名普通的网友，成长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家，毫不夸张地说，屠夫可以被称为当代中国抗争第一人，屠夫参与并共同开创的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在加入律师死磕等新的元素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了当代准政治性抗争的主流模式，屠夫的杀猪宝典，则张扬了通过对抗和抗争来获得自身福利改善的理念，广为传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正因如此，屠夫才遭受到了当局的打击，并不惜动用体制所有的宣传资源，对其进行抹黑，以防止这一模式在规模上和影响力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几个月过去了，屠夫和更多律师、积极公民依旧杳无音讯，他们的遭遇，正印证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当，而体制采取的手段越蛮横，也反衬出屠夫等人的价值和重要。

放眼未来，在市场新极权体制的冰河期内，法律死磕＋跨区围观＋网络动员这三位一体的抗争模式，或许会被专政体制无情压制，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屠夫等人所做所为中体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却注定会流传下去，并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所在。
 

——转自新世纪（2018-01-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6期，2018年1月5日—1月18日

上诉人：吴淦，男，汉族，1972年2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公民身份号码*，高中文化，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现羁押于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葛永喜，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燕薪，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2刑初146号《刑事判决书》，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撤销（2016）津02刑初146号《刑事判决书》并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主观方面

虽然上诉人“当庭亦承认其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并愿为此努力，然思想并不构成犯罪。如果仅依上诉人的表态即构成犯罪，那么上诉人在庭审中还表示“颠覆国家政权是公民正当的权利，颠覆国家政权这罪名本就不应该有。”循此同样逻辑，上诉人不过是行使颠覆权利而已，何罪之有？

二、客观方面

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其行为的性质。上诉人的行为，无论是微博、微信、推特的言论，还是三个《宝典》等文章，或是外媒采访和音频讲座，都只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参与十二起案事件的围观、声援、募款，或通过行为艺术表达，也均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投诉控告权、检举揭发权等公民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且载于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行使这些权利，与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毫无干涉。这些行为，更与攻击国家政权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度风马牛不相及。

三、客体方面

国家政权是一个宏观架构，且仅指向中央政权的实体统治。地方政权机关、地方司法机关、具体的行政或司法官员均不等同于国家政权。质疑、批评、检举、控告地方政权机关、地方司法机关或具体的官员个人，并不构成对国家政权的侵害。

四、社会危害性

上诉人所发表的全部言论，以及参与十二起案事件的行为，并不具有刑法上构成犯罪所必须的社会危害性。不但不具有任何社会危害性，而且其启发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有效地监督了地方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促成了冤案的平反，功莫大焉！

五、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

1、何谓国家政权？

国家政权的含义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家政权体现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政治主权，即在一定的领土内所拥有的对外和对内的主权。其涵盖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分支，这个意义上的政权是主权的具体化。狭义的国家政权即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中央或联邦行政权分支。

2、谁能颠覆人民主权？

现代文明国家都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中国现行《宪法》第二条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点足以表明中国的国家政权亦需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既然主权归于人民，人民当然有权颠覆政权，唯手段可分和平选举、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数种。放眼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唯闻独裁专制者长期把持政权，实质上颠覆了人民主权，而从未闻有文明国家的平民因谋颠覆政权而获罪。若主权不归民有，人民颠覆政权以使主权复归，乃是天经地义。

3、国家政权不等于政党政权

在实行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国家，狭义的国家政权通常由一个或几个政党持有，故有执政党及多党联合执政等概念。国家政权归属何党，应在竞争性自由选举中由人民通过选票做出决定，而非将国家政权偷换为某个政党政权，以为政权乃某党专属，而不容他人置喙或他党染指。纵他人对某个政党政权持有异议，或谋图颠覆之，亦是民主政治中的应有权利，与颠覆国家政权无涉。

4、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政权

采用何种社会制度，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范畴，亦是政党政纲的范畴。任何政党，都无权将自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国家政权予以绑定，视其为万世不易的圭臬。政纲能否获得民众接受与支持，当由万民公选公决之。因此，是否反对或者哪怕是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应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该罪名的条文中也不应出现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内容。

5、只有暴力颠覆才可能构成犯罪

通览宪政民主国家的立法实践可知，只有采用极其严重的暴力手段以谋颠覆政权或政府，才可能构成犯罪；而采用和平方式和手段，即使以颠覆政权或政府为目的，也与犯罪无涉。甚至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在面对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时，人民有权暴力推翻之，而具有天然的道义正当性。中共建政的历史或可为此做一个注脚？！
综上，上诉人认为，无论是基于人之为人的自然权利，还是基于基本的法学和政治学常识，二审法院都应改判上诉人无罪，并可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缩限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范围，或直接废止该罪。

此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淦
辩护人：葛永喜、燕薪
2017年1月4日

——转自Suyutong@Suyutong（2018-01-0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6期，2018年1月5日—1月18日

在美国西藏委员会（U.S. Tibet Committee）、纽约和新泽西州四水六岗卫教军（Dokham Chushi Gangdruk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纽约和新泽西州西藏地区青年协会（Regional Tibetan Youth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联合在纽约举办的集会上宣读

中国人权对扎西文色被长期关押并遭迫害一事，表示抗议和谴责。扎西文色早前和平倡导在西藏地区推行真正的双语教育，以保存西藏的语言和文化。

中国人权对藏人团体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扎西文色的要求表示声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保障中国各民族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并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扎西文色因行使宪法保障的权利而被控“煽动分裂”并受审，是对中国宪法的嘲弄。中国当局滥用司法系统并将其作为压迫工具而起诉他一事，又为当局的此类行为提供了一份明显的例证。此事再次凸显了中国政府系统化践踏藏人包括文化、宗教和政治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的事实。

在联合国即将审议中国人权纪录之际，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目前中国侵犯人权不受惩罚的问题，对其施加更大压力，并要求中国尊重其在国际人权框架下的各种义务。

2018开始了。变革时代，请关心中国。

我们共同的家园，五千年历史血脉，辽阔的美丽的沧桑的土地。这家园连接起了我们，共同的命运。

关心她，她属于你，庇佑你。不关心她，她就不属于你，她会被强占，成为特权集团的私产，甚至家族个人的私产。而你我，每个公民，被代表、被凌辱、被迫害，事实上沦为流民，在自己的家园流离失所。

这样的事实不是一直在发生吗？这个冬天，多少“低端人口”一夜之间被驱逐，多少人家取暖煤炉被拆毁，多少店铺招牌被强撤，多少受伤者忍气吞声，或走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法律、合同、承诺、财产、权利、自由、温情、尊严，一切岁月静好的，随时沦为强权铁蹄下瞬间的齑粉。

而那些“高端”的，例外了吗？被自杀的将军，被失踪的官员，被驱逐的“低端”，被针扎的幼儿，其实都一样，专制怪兽的牺牲。没有民主宪政，傲慢的强权在法律之上，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

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民主宪政之梦，为救赎的，不只是无权无势者，还有高高在上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

政治，不是宫廷内斗少数人的游戏。无论邪恶的美好的，它从不远离你。房屋、电信、汽油、公路……这并不富裕的国，世界罕见的高价，越来越庞大的体制越来越沉重的税负，属于你。被封杀的言论，被摧残的电影，被禁锢的艺术，被维稳的真相……属于你。民主，法治，自由，人权，透明的财政，谦卑的官员，温暖的福利，幸福美好的人世间，也会属于你。那是梦想，奋斗，担当。我们共同的。

真正的改革消失了。任人唯亲傲慢专断的权力毒化市场和社会。长此下去这个国家是危险的。谁不希望岁月静好？谁不希望繁荣稳定？可如果繁荣是权势阶级沆瀣一气穷奢极欲普罗大众辛苦劳作负债累累，如果稳定是权势者泯灭良心恣意妄为无权者状告无门欲哭无泪，凭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史的愤怒依然在大地回响。

我们关心中国。以公民的身份，主权者的身份，建设者的身份。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批评懒政恶政，哪怕付出代价。把公民的权利当真，认真拿起法律的武器，哪怕它今天卑微无力。把公民的责任当真，建设美好公民社会，哪怕历经坎坷磨难。

因为这个国家需要。需要方向。需要未来。需要虔诚的建设者。专制自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更关心未来。所以选择作为建设者，从点滴开始，从现在开始，倡导大家做公民，建设公民社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不抱怨，不等待。

关心中国，自己的祖国。无关身份、贫富、地位。生在这片土地上，那些传奇，那些久远的故事，那些苦难血泪那些荣耀欢欣，属于你我。即使你逃离，远走他乡，依然会有不眠的牵挂。爱，这上天根植于灵魂深处的种子，这政治动物的神性，人的天性，从不毁灭。

这是我们的天性。相信自由、公义、爱。相信美好。相信未来。依然坚守。依然努力。依然微笑着。

和我们一起吧，关心中国，做一个真正的公民。珍视公民身份，不谄媚腐朽特权，不惧怕阴暗邪恶，不同流猥琐犬儒。一起传播真相，一起追求自由，一起捍卫公义，一起担当历史使命……直到美好中国。

愿荒诞尽快过去。愿专制永远告别这土地。愿这个民族幸运。愿你岁月静好。我们一起走过千年专制阴暗苦毒的历史。走到满世界的阳光。微笑着说，我是公民。微笑着。

公民　许志永
2018年1月1日

——转自权利运动（2018-01-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6期，2018年1月5日—1月18日

我是《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中的孙婷婷，与张云帆同为广工大读书会事件中被拘捕的当事人，2017年12月8号被警方控制，2018年1月4号被取保候审。我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我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畏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当事人，我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不愿意继续沉默。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2017年的前十一个月，生活与工作都像往常一样，宁静而开怀，白天筹划着一场场为农民工举办的公益活动，晚上去跟广州大学城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一起开心地跳着广场舞。只是没有想到，12月8号晚上，一群警察闯进我的住所，让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第二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警察又将我带到我的住所，然后给我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我签字后他们开始搬走那些书籍和本子，包括我完全私密的日记本，以及带走kindle等物品。我当时非常气愤和不解，搜查证就是抄家证吗？有了搜查证就可以带走任何私人物品包括最私密的个人日记本，然后让警察回去慢慢仔细研究？警察不用考虑公民的隐私，不用考虑将个人物品带走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种种不便？要知道，此时此刻我还不是犯罪嫌疑人，更不是罪犯，不过是被传讯而已啊！

回到派出所后，警察又拿来一张搜查证，上面写的日期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12:00，他们让我在上面签字。这完全是赤裸裸地欺骗！明明是下午17点多去搜查的，怎么变成12点了？怎么又多出一张搜查证了？难道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又去过一次了？我质问警察时，对方未做任何回答，我便拒绝签字。随后他们又出示一张日期是昨天晚上12月8号的传唤证要我签字，我质疑他们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出示，他们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带走再补手续。这简直让人很无语啊！我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刚从学校毕业的瘦弱女生是能逃还是要怎样啊？当时也拒绝签字了。

更可笑的还在后头。

晚上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跟我说，要给我同时提交一个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申请，等待上级决定到底执行何种拘留。结果由于什么系统问题，只能提交一个拘留，然后就“干脆”给我办了一个刑事拘留。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我犯了什么罪，就以如此随便的方式给我执行了刑事拘留。在这一刻，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番禺警方对待法律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是如此的随意。

我就这样被他们“干脆”弄进了看守所，这才是我真正的噩梦的来临。

我所在的牢间里有25个犯人，有贩毒的、偷盗的，什么犯罪的人都有，我一个为外来工人做公益服务的女孩子跟他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无尽的讽刺与悲哀。但是房间里只有15个水泥铺位，结果我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晃眼的白炽灯光照射下，彻夜未眠。我身体向来虚寒很严重，一受凉我的肠胃和肾脏就会十分难受，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要醒几次。我们牢间里的上厕所时间都是固定的，我总是被排在最后，轮到我时上厕所时间已经结束了。

如果紧急地、在非规定时间上厕所就要被罚站岗不准睡觉。因此我在牢间里是一个半小时睡觉一个半小时站岗的交替，我每天晚上睡不足四个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以及经常不能上厕所的原因，我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开始出现肾脏严重不适、两次严重尿血与严重的便秘，在后期便秘导致的疼痛已经到了让我无法坐立、无法行走的地步。如果不是1月4号保释出来，我想我可能会疼死在里面。我要求对我单独看管或者去看病时，遭到拒绝和嘲讽；强烈要求之下，里面医生给我的药品居然是一个空瓶！

除此之外，在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我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耻辱啊！

我在里面关了26天，于2018年1月4号被保释出来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待罪之身。
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都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我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我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我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可我怎能承认根本莫须有的罪名呢？

我有太多太多的困惑，因此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希望有人来解答我的困惑。

我不是现行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重大嫌疑分子，为什么能够把我刑事拘留？

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

警察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并带走任何私人物品，不限期归还？

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

对于是执行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是不是可以由警察“干脆”来决定？

是不是因为在警察面前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就应该被认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里显而易见的欺凌？

在看守所里生病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医治的？

四个小时，是不是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充足的睡眠时间”？

是不是必须写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够取保候审？

警察将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几天，警察扣留我的书籍、电脑、手机、kindle等物品，是罪证还是赃物？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呢？我已经没有钱去买那些东西了。

最后，我希望警察知道，他们将我无缘无故关了二十几天，已经让我丢了工作，身体崩溃，家中因为律师费借了几万块，我一辈子打上了罪犯的烙印。今后，我或许很难找到工作。这次无辜受难，使我原本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是为什么？这些困惑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如履薄冰，毫无安全感，我不知道未来我以及我周围的人是否还会再次遭受如此虐待。我希望看到我上述经历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够解答我的困惑，烦请告诉我，也希望大家能帮帮其他几名因此事受难的朋友们！无论将来是给我判刑还是宣布我无罪，至少能够让我明明白白的，来个痛快！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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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此文在1月16日17:45以图片版形式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俩粒铜豌豆”上，原文注明“本文转载自微博：abaoaiadai”。我看到后第一时间（19:15）转发并点评道：

“这是卑劣可耻的侵犯人权的莫须有迫害案！（别忘了本案一共有张云帆等八名青年遭到抓捕！）这件事竟然公开暴露在所谓的中共十九大之后，广东番禺有关警方这是在给现政权挖坑吧？大家一起来转发，支持勇于揭露迫害的女生！反对莫须有迫害！”

但仅仅几分钟后，此微信文章就在眼皮底下被删除了。我记得我看到时点击高达13000多次、217个赞，还记得我赞了一个排在最上面第三或第四个网友留言：“我是人民警察，我支持孙婷婷”！

（秋火，2018年1月16日傍晚7点半）

附：

声援 |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2018-01-16 BLCU行动派

今天，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封自白书（见上）。

这位站出来的孙婷婷者，何人？

我们可以看看她说的话，

“我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我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为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自由的当事人，我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不愿意沉默。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她做了什么，

”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我们可以看看她遭受了什么，

“你不说是吧？你死吧！那先随便安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在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监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堵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我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耻辱啊！”

“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都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我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我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我指定住所监视居住6个月，可我怎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呢？”

本号从创号开始，发的文章一直与反性骚扰相关，而关注反性骚扰的初心，无外乎是追求正义，忠于理想。

今天看到此文，赞叹孙婷婷站出来的勇气，正如赞叹罗茜茜一样，敬佩她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敬佩黄雪琴为受害者不断发声一样。但是，我还愤懑于这粗暴的执法，这形同虚设的法律，这践踏在孙婷婷等人尊严上的铁蹄！

为什么，大清亡了这么久，还有人要因为举报性骚扰而战战兢兢甚至受到威胁，还有人在发声前要思虑良久，还有这样的可敬的充满正义感的青年被打压？

如果追求正义的下场是这样，还有谁愿意成为践行正义的人？

在此，我呼吁，所有关注反性骚扰的朋友们，不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非女权主义者，不论是公益人还是非公益人，只要你心中存在着对于正义的追求，就请发出你的声音，就请保持你的关注和支持！

别让理想主义在这人间绝迹，别让正义的声音被掐灭在喉咙里！我们的年轻人哪，需要摆脱冷和暗，去追逐光和热！

——转自墙外楼（2018-01-1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黎学文（网络图片） 

今天是刘晓波先生去世整整半年的日子，而不知不觉中，因为“头七海祭”，黎学文已经被抓也已经三周多了，按照“新会大学”的“教程”，掐指算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一周，学文也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学文最终成为专政的敌人，在熟悉他的人看来，并不突然。

了解中国思潮的人都知道，1998年，在中共谋求加入WTO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克林顿访华）的驱动下，曾出现过所谓思想上的小阳春，当局短暂地放松了对于言论的控制，“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刘军宁、余杰、何清涟、朱学勤、秦晖……等自由化人士的书籍和文章曾经风行一时，这在当时影响了许多“70后”青年思想的自由化倾向。

黎学文也是其中之一。学文的二哥曾经参与89学潮，无形中早给当时年幼的他种下了自由化的种子。在当时的小阳春气氛中，黎学文“开始整夜整夜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知道了更多的六四故事。开始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读刘军宁主编的《公共论丛》，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2000年，学文到杭州准备考研，结识了傅国涌和王有才等民运人士，眼界和思想得以继续深化和发展。2003年，以北京的关天半月谈为发端，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济南等许多城市，都开始举办各种学术沙龙和网友饭醉聚会，黎学文也和一些朋友一道，在杭州三联书店举办学术沙龙，这也是1999年杭州民主党被镇压之后，在杭州第一次公开举行的民间公共活动。

毫无疑问，倾心自由一直都是学文的思想底色，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麻烦。2009年研究生毕业时，因为在海外发表文章，学文被有关部门“注意”上了，并最终导致学文未能通过政审，不得留校。

此后的学文，成为了一名图书编辑，当时的学文，经常参加各种主流公知大V云集的活动，在微博上也颇为活跃，能见度很高，以致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喜欢称呼他为“黎大V”，然而，几年下来，学文的轨迹却又是如此独特。

我愿意称之为轨迹，而不是转变，是因为学文一以贯之的自由化底色，但我也不能否认学文的独特，历数当时微博上活跃的自由化人士，学文当然是极为独特的。而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学文真实的内心，能够超越自我，具有更高的追求所致。

中国的问题其实极其简易明了，无非就是专政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只是，在大象的威胁之下，中国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往往只能采取回避、躲闪的方式进行表达，甚至会自欺欺人地将转型的希望寄托给一任又一任的统治者。

在微博的高潮期间，自由化群体更是被投射上了许多光环，形成一种秀场效应，许多自由化知识分子周旋其间、顾盼自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的平庸、逃避和自恋，这已经让学文深深厌倦：

【几年前在北京，我和朋友去参加秦晖的新书发布会，出席者有钱理群、秦晖、刘瑜、荣剑等多位知识分子，他们谈及当下中国，话语不仅毫无新意，知识结构陈旧，言说内容与民间现实严重脱节，我实在听不下去，中途离席而去。这些自由派知识人，曾启蒙了许多如我样的青年，然而他们如今的暮气沉沉，却着实让人感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抗争群体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压，许多学文敬重的同道相继遭到专政打击：郭飞雄、胡石根、屠夫吴淦……专政再一次彻底暴露其本性，学文本身，也因为参与2014年5月3日纪念六四25周年的会议，而失去了图书编辑的工作，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严酷现实面前，中国自由化知识分子的表现依旧令人失望，不仅在行动上毫无作为，即使在观念的领域，也几乎是老调重谈，似乎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一事实更深深地刺激了学文：

【当下，新极权体制的不断形塑与巩固，导致了主流知识界的日趋保守化和堕落化，在整体的精神萎靡的氛围中，那些曾经显赫的知识界名流，大都选择了自我放逐，而不是有责任的担当。很多时候，我看着他们一步步迈入精神的黄昏，心头涌起无限的悲凉，我无意于谴责他们，只是默默提醒自己和同道：既然我们无意于他们的成功，那么，就不要复制他们过早的精神死亡。】

学文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反思和批评毫不留情，这反过来又成为鞭策自我的动力，促使自己写下一篇又一篇敢于说出房间里的大象的激扬文字；当他追问“中国知识分子还能走得更远吗”的时候，他也就开始了眼光朝向民间、开始了与抗争群体更为广泛的接触、也开始了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对之路：

【我决心告别书斋，重返民间，去寻找我真正的同道，哪怕他们粗糙不堪、文化不足，泥沙俱下，但是他们更有力量，更有担当，更有希望赢回属于公民的自尊和权利，更有可能改变通往自由的未来航道。】

学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早在微博时代，我就注意到了学文的存在，也已经发现了他不同于其他公知大V，对现实有一种真切的关注，而不是通过话语在表演。2013年7月，我们偶遇在几个朋友举办的“人权艺术影像展”上，后又与胡石根先生一道畅谈到深夜；其后的2015年，我与学文等一些人，近乎避难一样躲在福建宁德，其间正经历了屠夫吴淦的被捕；再后来，同在广州，聚谈交流的机会更多。几年来，我能感受到，在日益严酷的现实面前，学文认知却越发深入，表达却越发清晰，意志却日趋坚定，而最终，在这么一个时代，学文用自己的行动，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自居边缘，远离主流，告别成功，为道义而活，这是反对者的命运，也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磨练。若逆道而行，即使活得貌似光鲜璀璨，也不过是华丽的侏儒，精神的自戕者。】

2018年1月13日

——转自民主中国（2018-01-1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作者提供张纯珠近照

我们的脚步踏着前人的生命和青春，象一支冗长的朝圣队伍，在洪荒和崇山峻岭中跋涉。感谢造化怜惜，赐我于之结识的福分，书生无长物，唯有秃笔一支奉上。

张纯珠住在中关村一个旧小区内，在他被捕前，那里是一派萧索景象。1992年，开食品厂的个体户张纯珠被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那便是有名的自由民主党案，同案二十余人，受牵连者百计，这是自邓氏改革以来，中国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它和毛时代的政治案件不同：在毛时代，那些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们，绝大多数系无端受害；而1989年之后，主动向专制制度发起挑战的政治案件，正越来越多。

世道在不知不觉地变迁，在过去，专制政权习惯性地以政治原因为由向无辜者发难，政治迫害成了制造恐惧和徇私报复的利器；而到了今天，它又习惯地以非政治性罪名来掩盖其政治迫害的事实。这天长日久的渐变缓缓勾勒出一条专制秩序正在日渐衰败的曲线，而这悲怆的曲线，由无数人的苦难积累而成，天长日久之后，脚下渐渐显现出道路的迹象。

1989年在中国爆发的大规模请愿和抗议运动，推倒了东方阵营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骨牌效应不久蔓延到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短时间内崩塌。可以摧毁地球几十次的核弹、覆盖三分之一人类的党组织、密布于这一阵营每一个角落的宣传机器和特务系统……这一切在人心的觉醒面前显得何其渺小而无力。

当学运乍起，张纯珠已经三十七岁，经营一家食品厂为业，家境虽不算殷实，在当时亦算得上小康之家。起初，他并不认为那场运动属于全国各阶层，仅仅认为是学生们的一场请愿。运动在他心目中属于学生，作为市民，为学生们站台助阵即可。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去，时不时带些物品捐献给学生们，比如用于制作条幅的布料，有时也会参加到队列中，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一旁，看看学生们有无需要出力相帮之事。

他象大部分北京市民一样，发乎纯粹地声援和支持学运，直到军队进城时，仍然相信形势仍可以在各界齐心协力之下扭转，当枪声传来，死伤消息众说纷纭。4号那天他下楼想要买菜，看见人们一辆小货车上载了具七、八岁男孩的尸首，身上好几处弹孔。悲恸木然的母亲守在一旁，人们面色凝重，话语低沉。他把身上的八块多钱取出来想捐给那位母亲，人们便纷纷群起捐款。而那位母亲却不愿接受，开车的司机自作主张替她收下。

“我回来后哭了好几天！”叙说起那一日的往事，冰凉场景仍在眼前。经营食品厂的愿望越来越淡薄，东欧剧变，华约解体的消息接踵而至，苏联正岌岌可危。“要是有人跟共产党干，我就找他们。”

去“找组织”跟共产党干的心愿到1991年迎来机会，他家楼上的邻居芮朝怀已经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员，将张纯珠介绍给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那些日子他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务是散发传单，由民主墙老运动员、前公交车司机刘京生主持。这件事需要一辆汽车助阵，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原先是雇了张纯珠一位朋友的面包车，因担心事发连累朋友，他便自己买了辆拉渣土的旧货车，载着列位四处张贴传单。这群人中有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没有人称得上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秘密革命家，所有人走到这一步都仅凭一腔激愤。胡石根先生曾经要求大家号召自己的素养，戒除抽烟等不良习气，但现实情况却不可能因为一两句号召而得到有效改观。有一些人知道自己迟早要遭到政治迫害的毒手，却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他们希望在迫害来临之前多做一些工作，无论多做多少，都是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宝贵贡献；而另一些人则明白警方已经开始行动，随时准备收网。

张纯珠便是后者，他父亲是共产党的公安干部，他自己则早在十九岁那年便惨遭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1971年，插队知青张纯珠被“公安局军管会”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窃”。真正的原因是他顶撞了作风不端的大队干部，对方怀恨在心趁着政治运动报复。这位年纪轻轻的知青很快成了“运动员”，并在各次批斗会上拒不认错，何况他根本不晓得对方究竟要自己认的是什么错。那一年，“军管会”的那群文盲和法盲们，在一次批斗会后接着开了一场“公审会”，没有任何程序，更谈不上证据和讼辩，一群“犯人”们被挨个拉上来，宣读姓名和罪名后当场判决，张纯珠以“盗窃罪”被判刑五年，投入南泥湾劳改队。

象普通市民们的生活一样，他加入这个“反革命集团”，从未有过一丝要在风潮中“呼风唤雨”，或者要在未来留下什么个人印迹的念头。他开车、运输，为秘密行动尽自己微薄的本份，凭借坐牢经验，及年轻时受父亲工作的影响，才不多久他便意识到事态已经败露，暗探们正在不被发觉的角落里盯梢着。但他更加明白，自从见到这些人的第一天开始，自己就已经不能再退出。

“我对他们说：‘每一次你们给我一点钱，几块甚至一块都可以。以后万一出事，就说是你们租我的车用。’”，当时租一辆车的日价一般是几十块钱。他尽量地忘记每一个人的名字，除了开车之外，从不去询问甚至不去想关于传单的任何事，为即将来临的被捕做准备。

到了1992年的4月底，抓捕果然来临，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悉数蒙难。“首犯”胡石根获刑20年，其余有康玉春17年，刘京生15年，王国齐11年，以下5-7年十余人，包括张纯珠、芮朝怀。

五年后出狱，这位一无所求的人，亦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一位患有智力性疾病的十四岁儿子可以相依为命。失去了财产、家庭、岁月的父亲，从此拉扯儿子度日。为争取权益，他时常和访民们一道出没于信访局，那时候的上访大潮还远远不如今天这般汹涌澎湃，这些蒙冤受屈者们的事迹，若是曝光到新闻媒体上，仍可以引起一片惊奇。和如今的访民们就算是闹出人命也被舆论视为寻常的景象相比，当时访民的数量和曝光到途径、曝光率都远远低于今日。

象张纯珠这样敢于把自己的诉求尽量戳进公共视野的人，他们的维权行为也比今天的成功可能要高。为了父子二人一点可怜的生活权益，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抗争。天长日久，那孩子渐渐成长。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去为他修理电脑，其中有一次遇上了他的儿子。那年轻人没有多少照顾自己的能力，一日三餐都需要依赖父亲照看。除了每天在外奔波衣食之外，儿子有没有吃饭是他一天中最要紧的事。那个家很简朴，亦不宽敞，收拾出一片开阔空间来，作为儿子的活动场所。最显眼的地方一套练拳击的沙袋和手套能用具，还有一些体育设施。因为不放心放儿子出门，又怕他一人在家，耽误了运动，对他发育不利。

“我儿子现在在练拳击呢！”有一天我听见他略带眉飞色舞地说，那言语间仿佛儿子即将成为一名优秀的拳击手。“打沙袋打得可有劲！”好象儿子正在与一位恶徒搏斗，或者终有一日会练就除暴安良的拳法，成就一番侠义。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儿子是位病人，以为不过是寻常见惯的家长晒娃景象。

直到我见到他们父子，那后生长得筋骨强壮，此时方才明白那眉目飞扬之间，竟是何等深情。

2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案头”胡石根今又陷牢笼，当年的张纯珠、芮朝怀、高玉祥……这些市民们，他们自始至终未曾想过要去成为风潮中的角色，而是在风潮中和风潮后，为了良知和受害的人们尽一份单纯心力。他们牺牲了财产、年华之后，继续无声无息湮没在十几亿人中，鲜有人晓得其掌故、怜惜其身世。但我相信，至少我们脚下的土地会记得每一位生灵。
 

——转自民主中国（2018-01-2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上诉人：吴淦，男，汉族，1972年2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公民身份号码*，高中文化，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现羁押于天津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葛永喜，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燕薪，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2刑初146号《刑事判决书》，特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撤销（2016）津02刑初146号《刑事判决书》并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主观方面

虽然上诉人“当庭亦承认其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思想”并愿为此努力，然思想并不构成犯罪。如果仅依上诉人的表态即构成犯罪，那么上诉人在庭审中还表示“颠覆国家政权是公民正当的权利，颠覆国家政权这罪名本就不应该有。”循此同样逻辑，上诉人不过是行使颠覆权利而已，何罪之有？

二、客观方面

判断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其行为的性质。上诉人的行为，无论是微博、微信、推特的言论，还是三个《宝典》等文章，或是外媒采访和音频讲座，都只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而参与十二起案事件的围观、声援、募款，或通过行为艺术表达，也均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投诉控告权、检举揭发权等公民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且载于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行使这些权利，与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毫无干涉。这些行为，更与攻击国家政权和宪法所确立的国家制度风马牛不相及。

三、客体方面

国家政权是一个宏观架构，且仅指向中央政权的实体统治。地方政权机关、地方司法机关、具体的行政或司法官员均不等同于国家政权。质疑、批评、检举、控告地方政权机关、地方司法机关或具体的官员个人，并不构成对国家政权的侵害。

四、社会危害性

上诉人所发表的全部言论，以及参与十二起案事件的行为，并不具有刑法上构成犯罪所必须的社会危害性。不但不具有任何社会危害性，而且其启发了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有效地监督了地方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促成了冤案的平反，功莫大焉！

五、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

1、何谓国家政权？

国家政权的含义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家政权体现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政治主权，即在一定的领土内所拥有的对外和对内的主权。其涵盖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分支，这个意义上的政权是主权的具体化。狭义的国家政权即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中央或联邦行政权分支。

2、谁能颠覆人民主权？

现代文明国家都是人民主权的国家。中国现行《宪法》第二条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此点足以表明中国的国家政权亦需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既然主权归于人民，人民当然有权颠覆政权，唯手段可分和平选举、非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数种。放眼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唯闻独裁专制者长期把持政权，实质上颠覆了人民主权，而从未闻有文明国家的平民因谋颠覆政权而获罪。若主权不归民有，人民颠覆政权以使主权复归，乃是天经地义。

3、国家政权不等于政党政权

在实行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国家，狭义的国家政权通常由一个或几个政党持有，故有执政党及多党联合执政等概念。国家政权归属何党，应在竞争性自由选举中由人民通过选票做出决定，而非将国家政权偷换为某个政党政权，以为政权乃某党专属，而不容他人置喙或他党染指。纵他人对某个政党政权持有异议，或谋图颠覆之，亦是民主政治中的应有权利，与颠覆国家政权无涉。

4、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政权

采用何种社会制度，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范畴，亦是政党政纲的范畴。任何政党，都无权将自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国家政权予以绑定，视其为万世不易的圭臬。政纲能否获得民众接受与支持，当由万民公选公决之。因此，是否反对或者哪怕是意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应作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构成要件，该罪名的条文中也不应出现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的内容。

5、只有暴力颠覆才可能构成犯罪

通览宪政民主国家的立法实践可知，只有采用极其严重的暴力手段以谋颠覆政权或政府，才可能构成犯罪；而采用和平方式和手段，即使以颠覆政权或政府为目的，也与犯罪无涉。甚至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在面对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时，人民有权暴力推翻之，而具有天然的道义正当性。中共建政的历史或可为此做一个注脚？！
综上，上诉人认为，无论是基于人之为人的自然权利，还是基于基本的法学和政治学常识，二审法院都应改判上诉人无罪，并可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刑法》，缩限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范围，或直接废止该罪。

此致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淦
辩护人：葛永喜、燕薪
2017年1月4日

——转自Suyutong@Suyutong（2018-01-0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6期，2018年1月5日—1月18日

在美国西藏委员会（U.S. Tibet Committee）、纽约和新泽西州四水六岗卫教军（Dokham Chushi Gangdruk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纽约和新泽西州西藏地区青年协会（Regional Tibetan Youth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联合在纽约举办的集会上宣读

中国人权对扎西文色被长期关押并遭迫害一事，表示抗议和谴责。扎西文色早前和平倡导在西藏地区推行真正的双语教育，以保存西藏的语言和文化。

中国人权对藏人团体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扎西文色的要求表示声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保障中国各民族享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并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扎西文色因行使宪法保障的权利而被控“煽动分裂”并受审，是对中国宪法的嘲弄。中国当局滥用司法系统并将其作为压迫工具而起诉他一事，又为当局的此类行为提供了一份明显的例证。此事再次凸显了中国政府系统化践踏藏人包括文化、宗教和政治权利在内的基本人权的事实。

在联合国即将审议中国人权纪录之际，国际社会必须解决目前中国侵犯人权不受惩罚的问题，对其施加更大压力，并要求中国尊重其在国际人权框架下的各种义务。

2018开始了。变革时代，请关心中国。

我们共同的家园，五千年历史血脉，辽阔的美丽的沧桑的土地。这家园连接起了我们，共同的命运。

关心她，她属于你，庇佑你。不关心她，她就不属于你，她会被强占，成为特权集团的私产，甚至家族个人的私产。而你我，每个公民，被代表、被凌辱、被迫害，事实上沦为流民，在自己的家园流离失所。

这样的事实不是一直在发生吗？这个冬天，多少“低端人口”一夜之间被驱逐，多少人家取暖煤炉被拆毁，多少店铺招牌被强撤，多少受伤者忍气吞声，或走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法律、合同、承诺、财产、权利、自由、温情、尊严，一切岁月静好的，随时沦为强权铁蹄下瞬间的齑粉。

而那些“高端”的，例外了吗？被自杀的将军，被失踪的官员，被驱逐的“低端”，被针扎的幼儿，其实都一样，专制怪兽的牺牲。没有民主宪政，傲慢的强权在法律之上，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

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民主宪政之梦，为救赎的，不只是无权无势者，还有高高在上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

政治，不是宫廷内斗少数人的游戏。无论邪恶的美好的，它从不远离你。房屋、电信、汽油、公路……这并不富裕的国，世界罕见的高价，越来越庞大的体制越来越沉重的税负，属于你。被封杀的言论，被摧残的电影，被禁锢的艺术，被维稳的真相……属于你。民主，法治，自由，人权，透明的财政，谦卑的官员，温暖的福利，幸福美好的人世间，也会属于你。那是梦想，奋斗，担当。我们共同的。

真正的改革消失了。任人唯亲傲慢专断的权力毒化市场和社会。长此下去这个国家是危险的。谁不希望岁月静好？谁不希望繁荣稳定？可如果繁荣是权势阶级沆瀣一气穷奢极欲普罗大众辛苦劳作负债累累，如果稳定是权势者泯灭良心恣意妄为无权者状告无门欲哭无泪，凭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历史的愤怒依然在大地回响。

我们关心中国。以公民的身份，主权者的身份，建设者的身份。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批评懒政恶政，哪怕付出代价。把公民的权利当真，认真拿起法律的武器，哪怕它今天卑微无力。把公民的责任当真，建设美好公民社会，哪怕历经坎坷磨难。

因为这个国家需要。需要方向。需要未来。需要虔诚的建设者。专制自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更关心未来。所以选择作为建设者，从点滴开始，从现在开始，倡导大家做公民，建设公民社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不抱怨，不等待。

关心中国，自己的祖国。无关身份、贫富、地位。生在这片土地上，那些传奇，那些久远的故事，那些苦难血泪那些荣耀欢欣，属于你我。即使你逃离，远走他乡，依然会有不眠的牵挂。爱，这上天根植于灵魂深处的种子，这政治动物的神性，人的天性，从不毁灭。

这是我们的天性。相信自由、公义、爱。相信美好。相信未来。依然坚守。依然努力。依然微笑着。

和我们一起吧，关心中国，做一个真正的公民。珍视公民身份，不谄媚腐朽特权，不惧怕阴暗邪恶，不同流猥琐犬儒。一起传播真相，一起追求自由，一起捍卫公义，一起担当历史使命……直到美好中国。

愿荒诞尽快过去。愿专制永远告别这土地。愿这个民族幸运。愿你岁月静好。我们一起走过千年专制阴暗苦毒的历史。走到满世界的阳光。微笑着说，我是公民。微笑着。

公民　许志永
2018年1月1日

——转自权利运动（2018-01-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6期，2018年1月5日—1月18日

我是《张云帆：我给人民的自白书》中的孙婷婷，与张云帆同为广工大读书会事件中被拘捕的当事人，2017年12月8号被警方控制，2018年1月4号被取保候审。我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我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畏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当事人，我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不愿意继续沉默。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2017年的前十一个月，生活与工作都像往常一样，宁静而开怀，白天筹划着一场场为农民工举办的公益活动，晚上去跟广州大学城学校的后勤工友们一起开心地跳着广场舞。只是没有想到，12月8号晚上，一群警察闯进我的住所，让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变成了一场噩梦。

我，孙婷婷，南京中医药大学2016届毕业生。我在大学期间接触过做公益的进步青年，参加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和公益活动。公益青年们那种激情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谦虚真诚、朴素实干的作风深深感染了我，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于是我毕业后先是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之后到到广州番禺大学城一家社工机构里工作。在我来这家机构之前，机构已经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一个读书会保持合作关系。我来到大学城的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公益活动招募志愿者，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与广工的那个读书会的学生志愿者保持着联络与合作，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却因此身陷囹圄。

2017年11月15号晚上，广工的同学在教室里照常举办读书会，保安突然闯进教室驱散了读书会，据说因涉及敏感话题被举报至保卫处，随后警察将负责读书会的四名本校学生和已经刚毕业的两名青年带到派出所。第二天，广工的四名学生被放了出来，而另外两人（张云帆与叶建科）随后被刑事拘留，关进了番禺看守所。很快我就从我们机构主任那边得知警方已经将这个读书会定为了“反党反社会”的组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该读书会的学生频繁被校方和警方约谈警告，其中一名同学还因此失去了助学金，很快这个读书会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再也不和阿姨们一起跳舞了。我当时感到特别可惜，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爱心和行动力的志愿者，不像很多学校的那些志愿者那样，做活动只是为了拿志愿时长而无半点底层立场。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波及我，因为我不过是跟他们一起合办后勤工友活动，仅此而已。事情发生后，我依然照旧工作着，没有了志愿者的帮忙，后勤工友的广场舞活动维持得很是吃力。
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在我身上。

2017年12月8号晚10点左右，房东突然敲门说有事找我，我开门后，一个正常穿着的男子（有可能是便衣警察）带着四名穿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让我出示身份证接受配合。我一个女孩子单独租住的房间突然闯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让我瞬间懵了，茫然不知所措，短暂惊恐之后就是强烈的愤怒，我一再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他们不为所动，开始对我的房间翻箱倒柜，翻出了所有的书籍与笔记本、日记本等摆成一堆，然后让我站旁边拍了照片。

随后将我以及我的手机、电脑等物品带到小谷围派出所，他们开始询问我关于广工读书会成员的事，我说我不了解。这时候派出所所长过来，态度非常强硬，威胁道：“你不说是吧？你死吧！（多次说这三个字）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听了这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叫做“随便安排个罪名”？难道警察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便给无辜的公民“安排个罪名”吗？法律在他们手里可以如此随便吗？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在他们眼里是可以随便践踏吗？且不说我完全不知道广工读书会人员的情况，就说我当时不过是一个被询问情况的人，有权利保持沉默。难道因为不知道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随便”安排一个罪名来逼供吗？

第二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警察又将我带到我的住所，然后给我一张搜查证让我签字。我签字后他们开始搬走那些书籍和本子，包括我完全私密的日记本，以及带走kindle等物品。我当时非常气愤和不解，搜查证就是抄家证吗？有了搜查证就可以带走任何私人物品包括最私密的个人日记本，然后让警察回去慢慢仔细研究？警察不用考虑公民的隐私，不用考虑将个人物品带走之后给当事人带来的种种不便？要知道，此时此刻我还不是犯罪嫌疑人，更不是罪犯，不过是被传讯而已啊！

回到派出所后，警察又拿来一张搜查证，上面写的日期时间是2017年12月9日12:00，他们让我在上面签字。这完全是赤裸裸地欺骗！明明是下午17点多去搜查的，怎么变成12点了？怎么又多出一张搜查证了？难道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又去过一次了？我质问警察时，对方未做任何回答，我便拒绝签字。随后他们又出示一张日期是昨天晚上12月8号的传唤证要我签字，我质疑他们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出示，他们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带走再补手续。这简直让人很无语啊！我是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一个不到一米六的刚从学校毕业的瘦弱女生是能逃还是要怎样啊？当时也拒绝签字了。

更可笑的还在后头。

晚上小谷围派出所的警察跟我说，要给我同时提交一个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申请，等待上级决定到底执行何种拘留。结果由于什么系统问题，只能提交一个拘留，然后就“干脆”给我办了一个刑事拘留。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都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证明我犯了什么罪，就以如此随便的方式给我执行了刑事拘留。在这一刻，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番禺警方对待法律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是如此的随意。

我就这样被他们“干脆”弄进了看守所，这才是我真正的噩梦的来临。

我所在的牢间里有25个犯人，有贩毒的、偷盗的，什么犯罪的人都有，我一个为外来工人做公益服务的女孩子跟他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无尽的讽刺与悲哀。但是房间里只有15个水泥铺位，结果我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进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晃眼的白炽灯光照射下，彻夜未眠。我身体向来虚寒很严重，一受凉我的肠胃和肾脏就会十分难受，接下来的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要醒几次。我们牢间里的上厕所时间都是固定的，我总是被排在最后，轮到我时上厕所时间已经结束了。

如果紧急地、在非规定时间上厕所就要被罚站岗不准睡觉。因此我在牢间里是一个半小时睡觉一个半小时站岗的交替，我每天晚上睡不足四个小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以及经常不能上厕所的原因，我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开始出现肾脏严重不适、两次严重尿血与严重的便秘，在后期便秘导致的疼痛已经到了让我无法坐立、无法行走的地步。如果不是1月4号保释出来，我想我可能会疼死在里面。我要求对我单独看管或者去看病时，遭到拒绝和嘲讽；强烈要求之下，里面医生给我的药品居然是一个空瓶！

除此之外，在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我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耻辱啊！

我在里面关了26天，于2018年1月4号被保释出来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个待罪之身。
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都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我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我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我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六个月，可我怎能承认根本莫须有的罪名呢？

我有太多太多的困惑，因此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希望有人来解答我的困惑。

我不是现行犯，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重大嫌疑分子，为什么能够把我刑事拘留？

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

警察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个公民住所进行任意搜查并带走任何私人物品，不限期归还？

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

对于是执行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是不是可以由警察“干脆”来决定？

是不是因为在警察面前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就应该被认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里显而易见的欺凌？

在看守所里生病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医治的？

四个小时，是不是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保证犯罪嫌疑人充足的睡眠时间”？

是不是必须写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够取保候审？

警察将一个无辜的人在看守所里关了二十几天，警察扣留我的书籍、电脑、手机、kindle等物品，是罪证还是赃物？什么时候能够还给我呢？我已经没有钱去买那些东西了。

最后，我希望警察知道，他们将我无缘无故关了二十几天，已经让我丢了工作，身体崩溃，家中因为律师费借了几万块，我一辈子打上了罪犯的烙印。今后，我或许很难找到工作。这次无辜受难，使我原本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是为什么？这些困惑一直困扰着我，让我如履薄冰，毫无安全感，我不知道未来我以及我周围的人是否还会再次遭受如此虐待。我希望看到我上述经历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能够解答我的困惑，烦请告诉我，也希望大家能帮帮其他几名因此事受难的朋友们！无论将来是给我判刑还是宣布我无罪，至少能够让我明明白白的，来个痛快！

201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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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按：此文在1月16日17:45以图片版形式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俩粒铜豌豆”上，原文注明“本文转载自微博：abaoaiadai”。我看到后第一时间（19:15）转发并点评道：

“这是卑劣可耻的侵犯人权的莫须有迫害案！（别忘了本案一共有张云帆等八名青年遭到抓捕！）这件事竟然公开暴露在所谓的中共十九大之后，广东番禺有关警方这是在给现政权挖坑吧？大家一起来转发，支持勇于揭露迫害的女生！反对莫须有迫害！”

但仅仅几分钟后，此微信文章就在眼皮底下被删除了。我记得我看到时点击高达13000多次、217个赞，还记得我赞了一个排在最上面第三或第四个网友留言：“我是人民警察，我支持孙婷婷”！

（秋火，2018年1月16日傍晚7点半）

附：

声援 |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2018-01-16 BLCU行动派

今天，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封自白书（见上）。

这位站出来的孙婷婷者，何人？

我们可以看看她说的话，

“我原本没有太大的勇气站出来发声，但是我看到了愤起举报性侵者的罗茜茜，看到了全国各地前仆后继反性骚扰的女同胞，看到了不为强权争取言论自由的张云帆。作为同样被侵犯人身权利和人格自由的当事人，我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不愿意沉默。

我是孙婷婷，我要站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她做了什么，

”在为底层的人们做公益服务中，我逐渐认识到，目前公益是帮助社会最底层的工农群众有尊严地生活的最好方式。从此我对公益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协助广工的后勤工友们开展文艺晚会和广场舞活动。”

我们可以看看她遭受了什么，

“你不说是吧？你死吧！那先随便安个罪名，关进去再说！”

“在里面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牢监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换衣服和上厕所堵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真的很难想象自己换衣服都要被监控。我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耻辱啊！”

“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都感到莫名其妙，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干了什么、犯了什么罪。警察要求我写悔过书，而且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写，我拒绝歪曲事实，警察就威胁说，如果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把我指定住所监视居住6个月，可我怎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呢？”

本号从创号开始，发的文章一直与反性骚扰相关，而关注反性骚扰的初心，无外乎是追求正义，忠于理想。

今天看到此文，赞叹孙婷婷站出来的勇气，正如赞叹罗茜茜一样，敬佩她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敬佩黄雪琴为受害者不断发声一样。但是，我还愤懑于这粗暴的执法，这形同虚设的法律，这践踏在孙婷婷等人尊严上的铁蹄！

为什么，大清亡了这么久，还有人要因为举报性骚扰而战战兢兢甚至受到威胁，还有人在发声前要思虑良久，还有这样的可敬的充满正义感的青年被打压？

如果追求正义的下场是这样，还有谁愿意成为践行正义的人？

在此，我呼吁，所有关注反性骚扰的朋友们，不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非女权主义者，不论是公益人还是非公益人，只要你心中存在着对于正义的追求，就请发出你的声音，就请保持你的关注和支持！

别让理想主义在这人间绝迹，别让正义的声音被掐灭在喉咙里！我们的年轻人哪，需要摆脱冷和暗，去追逐光和热！

——转自墙外楼（2018-01-1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黎学文（网络图片） 

今天是刘晓波先生去世整整半年的日子，而不知不觉中，因为“头七海祭”，黎学文已经被抓也已经三周多了，按照“新会大学”的“教程”，掐指算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一周，学文也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学文最终成为专政的敌人，在熟悉他的人看来，并不突然。

了解中国思潮的人都知道，1998年，在中共谋求加入WTO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克林顿访华）的驱动下，曾出现过所谓思想上的小阳春，当局短暂地放松了对于言论的控制，“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刘军宁、余杰、何清涟、朱学勤、秦晖……等自由化人士的书籍和文章曾经风行一时，这在当时影响了许多“70后”青年思想的自由化倾向。

黎学文也是其中之一。学文的二哥曾经参与89学潮，无形中早给当时年幼的他种下了自由化的种子。在当时的小阳春气氛中，黎学文“开始整夜整夜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知道了更多的六四故事。开始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读刘军宁主编的《公共论丛》，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2000年，学文到杭州准备考研，结识了傅国涌和王有才等民运人士，眼界和思想得以继续深化和发展。2003年，以北京的关天半月谈为发端，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济南等许多城市，都开始举办各种学术沙龙和网友饭醉聚会，黎学文也和一些朋友一道，在杭州三联书店举办学术沙龙，这也是1999年杭州民主党被镇压之后，在杭州第一次公开举行的民间公共活动。

毫无疑问，倾心自由一直都是学文的思想底色，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麻烦。2009年研究生毕业时，因为在海外发表文章，学文被有关部门“注意”上了，并最终导致学文未能通过政审，不得留校。

此后的学文，成为了一名图书编辑，当时的学文，经常参加各种主流公知大V云集的活动，在微博上也颇为活跃，能见度很高，以致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喜欢称呼他为“黎大V”，然而，几年下来，学文的轨迹却又是如此独特。

我愿意称之为轨迹，而不是转变，是因为学文一以贯之的自由化底色，但我也不能否认学文的独特，历数当时微博上活跃的自由化人士，学文当然是极为独特的。而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学文真实的内心，能够超越自我，具有更高的追求所致。

中国的问题其实极其简易明了，无非就是专政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只是，在大象的威胁之下，中国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往往只能采取回避、躲闪的方式进行表达，甚至会自欺欺人地将转型的希望寄托给一任又一任的统治者。

在微博的高潮期间，自由化群体更是被投射上了许多光环，形成一种秀场效应，许多自由化知识分子周旋其间、顾盼自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提供的精神产品的平庸、逃避和自恋，这已经让学文深深厌倦：

【几年前在北京，我和朋友去参加秦晖的新书发布会，出席者有钱理群、秦晖、刘瑜、荣剑等多位知识分子，他们谈及当下中国，话语不仅毫无新意，知识结构陈旧，言说内容与民间现实严重脱节，我实在听不下去，中途离席而去。这些自由派知识人，曾启蒙了许多如我样的青年，然而他们如今的暮气沉沉，却着实让人感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抗争群体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压，许多学文敬重的同道相继遭到专政打击：郭飞雄、胡石根、屠夫吴淦……专政再一次彻底暴露其本性，学文本身，也因为参与2014年5月3日纪念六四25周年的会议，而失去了图书编辑的工作，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严酷现实面前，中国自由化知识分子的表现依旧令人失望，不仅在行动上毫无作为，即使在观念的领域，也几乎是老调重谈，似乎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一事实更深深地刺激了学文：

【当下，新极权体制的不断形塑与巩固，导致了主流知识界的日趋保守化和堕落化，在整体的精神萎靡的氛围中，那些曾经显赫的知识界名流，大都选择了自我放逐，而不是有责任的担当。很多时候，我看着他们一步步迈入精神的黄昏，心头涌起无限的悲凉，我无意于谴责他们，只是默默提醒自己和同道：既然我们无意于他们的成功，那么，就不要复制他们过早的精神死亡。】

学文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反思和批评毫不留情，这反过来又成为鞭策自我的动力，促使自己写下一篇又一篇敢于说出房间里的大象的激扬文字；当他追问“中国知识分子还能走得更远吗”的时候，他也就开始了眼光朝向民间、开始了与抗争群体更为广泛的接触、也开始了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对之路：

【我决心告别书斋，重返民间，去寻找我真正的同道，哪怕他们粗糙不堪、文化不足，泥沙俱下，但是他们更有力量，更有担当，更有希望赢回属于公民的自尊和权利，更有可能改变通往自由的未来航道。】

学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早在微博时代，我就注意到了学文的存在，也已经发现了他不同于其他公知大V，对现实有一种真切的关注，而不是通过话语在表演。2013年7月，我们偶遇在几个朋友举办的“人权艺术影像展”上，后又与胡石根先生一道畅谈到深夜；其后的2015年，我与学文等一些人，近乎避难一样躲在福建宁德，其间正经历了屠夫吴淦的被捕；再后来，同在广州，聚谈交流的机会更多。几年来，我能感受到，在日益严酷的现实面前，学文认知却越发深入，表达却越发清晰，意志却日趋坚定，而最终，在这么一个时代，学文用自己的行动，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自居边缘，远离主流，告别成功，为道义而活，这是反对者的命运，也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磨练。若逆道而行，即使活得貌似光鲜璀璨，也不过是华丽的侏儒，精神的自戕者。】

2018年1月13日

——转自民主中国（2018-01-14）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作者提供张纯珠近照

我们的脚步踏着前人的生命和青春，象一支冗长的朝圣队伍，在洪荒和崇山峻岭中跋涉。感谢造化怜惜，赐我于之结识的福分，书生无长物，唯有秃笔一支奉上。

张纯珠住在中关村一个旧小区内，在他被捕前，那里是一派萧索景象。1992年，开食品厂的个体户张纯珠被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那便是有名的自由民主党案，同案二十余人，受牵连者百计，这是自邓氏改革以来，中国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它和毛时代的政治案件不同：在毛时代，那些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们，绝大多数系无端受害；而1989年之后，主动向专制制度发起挑战的政治案件，正越来越多。

世道在不知不觉地变迁，在过去，专制政权习惯性地以政治原因为由向无辜者发难，政治迫害成了制造恐惧和徇私报复的利器；而到了今天，它又习惯地以非政治性罪名来掩盖其政治迫害的事实。这天长日久的渐变缓缓勾勒出一条专制秩序正在日渐衰败的曲线，而这悲怆的曲线，由无数人的苦难积累而成，天长日久之后，脚下渐渐显现出道路的迹象。

1989年在中国爆发的大规模请愿和抗议运动，推倒了东方阵营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骨牌效应不久蔓延到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在短时间内崩塌。可以摧毁地球几十次的核弹、覆盖三分之一人类的党组织、密布于这一阵营每一个角落的宣传机器和特务系统……这一切在人心的觉醒面前显得何其渺小而无力。

当学运乍起，张纯珠已经三十七岁，经营一家食品厂为业，家境虽不算殷实，在当时亦算得上小康之家。起初，他并不认为那场运动属于全国各阶层，仅仅认为是学生们的一场请愿。运动在他心目中属于学生，作为市民，为学生们站台助阵即可。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去，时不时带些物品捐献给学生们，比如用于制作条幅的布料，有时也会参加到队列中，不过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一旁，看看学生们有无需要出力相帮之事。

他象大部分北京市民一样，发乎纯粹地声援和支持学运，直到军队进城时，仍然相信形势仍可以在各界齐心协力之下扭转，当枪声传来，死伤消息众说纷纭。4号那天他下楼想要买菜，看见人们一辆小货车上载了具七、八岁男孩的尸首，身上好几处弹孔。悲恸木然的母亲守在一旁，人们面色凝重，话语低沉。他把身上的八块多钱取出来想捐给那位母亲，人们便纷纷群起捐款。而那位母亲却不愿接受，开车的司机自作主张替她收下。

“我回来后哭了好几天！”叙说起那一日的往事，冰凉场景仍在眼前。经营食品厂的愿望越来越淡薄，东欧剧变，华约解体的消息接踵而至，苏联正岌岌可危。“要是有人跟共产党干，我就找他们。”

去“找组织”跟共产党干的心愿到1991年迎来机会，他家楼上的邻居芮朝怀已经成为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员，将张纯珠介绍给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那些日子他们有一件重要的事务是散发传单，由民主墙老运动员、前公交车司机刘京生主持。这件事需要一辆汽车助阵，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原先是雇了张纯珠一位朋友的面包车，因担心事发连累朋友，他便自己买了辆拉渣土的旧货车，载着列位四处张贴传单。这群人中有青年学生和普通市民，没有人称得上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秘密革命家，所有人走到这一步都仅凭一腔激愤。胡石根先生曾经要求大家号召自己的素养，戒除抽烟等不良习气，但现实情况却不可能因为一两句号召而得到有效改观。有一些人知道自己迟早要遭到政治迫害的毒手，却不知道它何时到来，他们希望在迫害来临之前多做一些工作，无论多做多少，都是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宝贵贡献；而另一些人则明白警方已经开始行动，随时准备收网。

张纯珠便是后者，他父亲是共产党的公安干部，他自己则早在十九岁那年便惨遭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1971年，插队知青张纯珠被“公安局军管会”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盗窃”。真正的原因是他顶撞了作风不端的大队干部，对方怀恨在心趁着政治运动报复。这位年纪轻轻的知青很快成了“运动员”，并在各次批斗会上拒不认错，何况他根本不晓得对方究竟要自己认的是什么错。那一年，“军管会”的那群文盲和法盲们，在一次批斗会后接着开了一场“公审会”，没有任何程序，更谈不上证据和讼辩，一群“犯人”们被挨个拉上来，宣读姓名和罪名后当场判决，张纯珠以“盗窃罪”被判刑五年，投入南泥湾劳改队。

象普通市民们的生活一样，他加入这个“反革命集团”，从未有过一丝要在风潮中“呼风唤雨”，或者要在未来留下什么个人印迹的念头。他开车、运输，为秘密行动尽自己微薄的本份，凭借坐牢经验，及年轻时受父亲工作的影响，才不多久他便意识到事态已经败露，暗探们正在不被发觉的角落里盯梢着。但他更加明白，自从见到这些人的第一天开始，自己就已经不能再退出。

“我对他们说：‘每一次你们给我一点钱，几块甚至一块都可以。以后万一出事，就说是你们租我的车用。’”，当时租一辆车的日价一般是几十块钱。他尽量地忘记每一个人的名字，除了开车之外，从不去询问甚至不去想关于传单的任何事，为即将来临的被捕做准备。

到了1992年的4月底，抓捕果然来临，自由民主党一众同仁悉数蒙难。“首犯”胡石根获刑20年，其余有康玉春17年，刘京生15年，王国齐11年，以下5-7年十余人，包括张纯珠、芮朝怀。

五年后出狱，这位一无所求的人，亦几乎一无所有，除了一位患有智力性疾病的十四岁儿子可以相依为命。失去了财产、家庭、岁月的父亲，从此拉扯儿子度日。为争取权益，他时常和访民们一道出没于信访局，那时候的上访大潮还远远不如今天这般汹涌澎湃，这些蒙冤受屈者们的事迹，若是曝光到新闻媒体上，仍可以引起一片惊奇。和如今的访民们就算是闹出人命也被舆论视为寻常的景象相比，当时访民的数量和曝光到途径、曝光率都远远低于今日。

象张纯珠这样敢于把自己的诉求尽量戳进公共视野的人，他们的维权行为也比今天的成功可能要高。为了父子二人一点可怜的生活权益，不知道又经历了多少抗争。天长日久，那孩子渐渐成长。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去为他修理电脑，其中有一次遇上了他的儿子。那年轻人没有多少照顾自己的能力，一日三餐都需要依赖父亲照看。除了每天在外奔波衣食之外，儿子有没有吃饭是他一天中最要紧的事。那个家很简朴，亦不宽敞，收拾出一片开阔空间来，作为儿子的活动场所。最显眼的地方一套练拳击的沙袋和手套能用具，还有一些体育设施。因为不放心放儿子出门，又怕他一人在家，耽误了运动，对他发育不利。

“我儿子现在在练拳击呢！”有一天我听见他略带眉飞色舞地说，那言语间仿佛儿子即将成为一名优秀的拳击手。“打沙袋打得可有劲！”好象儿子正在与一位恶徒搏斗，或者终有一日会练就除暴安良的拳法，成就一番侠义。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儿子是位病人，以为不过是寻常见惯的家长晒娃景象。

直到我见到他们父子，那后生长得筋骨强壮，此时方才明白那眉目飞扬之间，竟是何等深情。

2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案头”胡石根今又陷牢笼，当年的张纯珠、芮朝怀、高玉祥……这些市民们，他们自始至终未曾想过要去成为风潮中的角色，而是在风潮中和风潮后，为了良知和受害的人们尽一份单纯心力。他们牺牲了财产、年华之后，继续无声无息湮没在十几亿人中，鲜有人晓得其掌故、怜惜其身世。但我相信，至少我们脚下的土地会记得每一位生灵。
 

——转自民主中国（2018-01-2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7期，2018年1月19日—2月1日

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告诫：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共产党中国却蔑视人性，围剿人性。全社会公然鄙薄天良、正派、单纯；诋毁悲悯、恻怛、孝悌；嘲弄温情、谦恭、诚实。几十年强化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斗争性，鼓吹放纵，煽动仇恨，教唆伪善，怂恿告密，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拿人做实验，视人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耳目、牛马、鹰犬，制造无数非人性、反人道、不把人当人的惨剧，为害之烈，史所空前。

苏联帝国崩解已逾一代人岁月，人们越来越洞悉其土崩瓦解的内在理据：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阿夫托尔哈诺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秉持人性中的良善与正义，持续抗衡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红色帝国，“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终于遏止苏俄浩劫。从1956年波兰波茨坦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到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瓦茨拉夫·哈维尔、詹·帕托斯卡、莱赫·瓦文萨、波比耶乌什科神父等东欧国家无数普通民众奋起反抗共产党暴政，在人类自由史留下极其悲壮珍贵的启示：共产主义的真正对手和掘墓人，正是他们视为草芥和脚手架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正是天赋人权的核心价值：永恒的人性。

中国后来居上。1989年，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数以千万计大学生和市民走进广场，被毛泽东、邓小平们几十年玩弄于股掌、践踏于铁蹄、蒙骗于黑幕的“人民大众”，一旦接触到真相、焕发起正义、表现出良知，他们不可完全褫夺的自由本性就开始觉醒并迅猛聚合成独裁者们必须用坦克刺刀才能扑灭的燎原星火。近三十年过去，北京统治者用监狱、镣铐、镇压、恫吓奴役社会，用谎言、堕落、酒色财气、蝇头小利腐化人民，用犬儒、乡愿、市侩、诲淫诲盗败坏人性，相当程度上，他们成功了。

但是，“礼失求诸野”。在“体制外”，在民间，在地下，在江湖，在旷野，中国自由火种仍在运行。今天，不甘受奴役被麻痹的中国人，已经戡破谎言和专制，以苦难和拯救的名义，以正义和良知的力量，继承起人类自由精神的遗产。

谭作人是中国人民历史性觉醒浪潮中特立独行的典型，他的六十人生朴实无华而充沛自适：

1987年组织义演《让世界充满爱》；1989年参与民运进当局黑名单；1998年发起注册生态保护NGO“绿色江河”；1999年发起“长江源环保纪念碑”，赴青藏高原参与保护环境义务劳动；2004年创办民间杂志《文化人》；2008年发起“和平保城”行动，撰写并发表《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2009年因呼吁调查汶川大地震校舍倒塌豆腐渣工程、起草《5·12学生档案》倡议书被捕；2010年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6出狱后即致信最高层，要求重启5.12大地震校难调查；2017年政治权利剥夺期限结束，即发起“右两代脸书签名”；回成都担任《城市河流研究会》顾问，在《岷江论坛》呼吁整体生态保护；同时持续关注各界维权事件，公开支持维权人士和各类公义活动，直至2018年……

谭作人出身书香门第，同情底层疾苦，记挂无权者权益，潜心生态环境保护，追究权贵罪错，关切社会公正，不忍忘天下；

谭作人讷于言敏于行，是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者。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是为其人生作注；

谭作人身陷囹圄，无忧无惧；困乏出狱，不弃不舍。“锋镝囚牢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透显豪杰气象、英雄本色；

谭作人几十年不食周粟，穷且益坚；不列名流雅士，不与蜗角之争，视虚名累禄若浮云，——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谭作人悲悯恻怛，推己及人，入险犯难，八年如一日，持续调查汶川大地震成千上万儿童死难真相，追究“豆腐渣工程”罪责，对他人苦难感同身受，迹近圣贤襟怀，广为民间传颂。

谭作人是大陆民间践行公义先行者，经年累月坐言起行，不激不随、不卑不亢，笃定前行而初衷弥坚，——“虽千万人，吾往矣！”其精神高洁，道德醇厚，品行中正，为当代中国高贵人格之矜式。

看百年中国政治独大、功利为先，至今不能走出历史循环变局；思百年中国精神荒芜、思想匮乏、人文式微；我们必须痛切指出，作为历史累积结晶，道德人格、精神信仰超越并高于政治，是人性世界抗衡和消解现代极权制度不可或缺的文明基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无论古今中外，“作人”都是尘寰世界最艰难、最荣耀、须臾不可懈怠的事业。“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谭作人以其充实光辉的生命历程证实，他无愧于自己的名字。

中国极权主义正卷土重来，妄图重新垄断并窃据一切。谭作人两手空空，却自拥不可摧折的天赋力量：良知良能。谭作人的意义在于，他是自作主宰的现代中国人，他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践行人。“万物皆备于我”，守护人性、弘扬人道、光大人格，就是为中国争自由，为世界求和睦、为人类作贡献。只要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包括各类名士俊彦——拥有谭作人堂堂正正的人生境界、屡仆屡起的人伦操守，中国漫漫历史长夜就行将破晓，中国拖累世界的危局则可能祛除，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自由中国即可望诞生。

谨将2017年度刘宾雁良知奖颁发谭作人先生。

——转自《纵览中国》（2018-01-0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8期，2018年2月2日—2月15日

尊敬的刘宾雁良知奖的各位理事，各位评委，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你们好！

1972年冬天，18岁的我，与本队五个插队知青一起，上山砍火地。砍火地，就是把山上一大片的原始林，次生林，柴火林和灌木林全部砍光，晒到春天一把火烧了，可以种一季玉米，来度过饥荒。大实话就是，刀耕火种。

由于火地通常在高山上，必须带一顿午饭。中午吃着冷饭，我们这帮川大教授子女聊起了人生和理想。似乎顺理成章地，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继承父业。于是在五个知青的想象中，产生了未来的数学家，生物学家，外语专家和音乐家。轮到我时我说，你们都可以成名成家，我只想做一个人，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我的青春梦想。

后来常有朋友开玩笑说，你爸把你名字起得太大了。我那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右派父亲（愿他在天之灵看到我），知道这一点吗？作为右二代的我，就一普通人，做着普通的事，走着普通的路。但我愿意用一生来追求真理，守护良知。作为一个人，要成为自已，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仅仅为了功名利禄，成为某种工具。我选择了守护自已的良知，说真话，做实事，用手来写，用脚来行。我但愿我做到了。

良知是什么？良知是人人都应该具有的爱心，善心，同情心，同理心，怜悯心，羞耻心，敬畏心，是非心，追求真理的勇敢的心。同时，良知也是公义的双生兄弟。然而，世纪红祸的最大成果，就是变公共为共公，让集体代替整体。在先共后公以共为公的特色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公义，已经难以生存。公义既死，良知何存？

在一个全民逐利，良知被论斤论两，廉价出售的时代，仅仅按照常识，按照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标准去行事为人，守住做人底线，就能成为英雄。这其实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悲剧。需要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一个所谓英雄辈出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充满社会性对抗的、反复折腾的、没有底线的、全民痛苦的悲剧时代。我祈祷这样的时代，不要再来。

5.12四川大地震后，无论体制内外的所有人，即使对所见所闻痛苦万分，却敢怒不敢言，集体沉默，集体逃避，集体撒谎，集体作弊。被无理压制和掩盖的，是事实的真相，政府的信誉，法律的尊严，社会的稳定，以及校难学生的冤屈和学生家长们永远的伤痛。而在这块墓碑的最下面，深埋着一个民族的正义和良知。

然而，良知不会泯灭，公道自在人心。5.12大地震那一瞬间，井喷式地爆发出的民间大爱，对于沉睡多年的国族，不啻一次启蒙式的唤醒。这次唤醒证明，人心尚在，良知犹存，不管道路如何曲折，不管现实怎样灰暗，甚至不分体制内外，不管利益得失，良知与公义，必然是，仍然是，永久是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多么特殊国情，良知与公义，应该是政治正确的最高标准和最后答案。这就是刘宾雁良知奖的创立，对当下中国的真正意义。

因为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流亡海外，并终老他乡的刘宾雁先生，是中国文人最优秀的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刘宾雁先生把倒塌破碎的中国良知重新扶起，为实现公平正义，向贪腐强权发起不懈的顽强冲击，展现了中国文人壮丽卓绝的精神风骨。因此，以先生之名标注中国良知，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刘宾雁良知奖的前五位得主，无不是中国良知的优秀代表。与他们相比，我因为感到自已不配而惶恐羞愧！

所以，我把刘宾雁良知奖的这次颁奖，看作所有参与5.12民间公益行动者，包括我的助手谢怡卉女士，特别是艾未未公民调查团队的集体荣誉；看作所有此刻还在坚持公义，良知和勇气的公民个人和团队的集体荣誉；看作所有坚持维护个人权利的访民冤民和坚守法律正义的律师团队的集体荣誉；看作虽流亡海外仍心系大陆，关心大陆民众疾苦和祖国前途的海外各界人士的集体荣誉；看作海内外各类信仰团体为追求信仰和守望信仰而不懈努力的集体荣誉；以及，为了良知而坐牢的良心犯，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的集体荣誉。

在此，我借此机会，向以上提到的所有人一一中国良知的追求者和守护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要特别感谢浦志强律师、夏霖律师、张思之律师。浦志强律师为公义和良知鼓与呼，受难至今。夏霖律师更是承受着冤狱中漫漫长夜的苦刑！

我要感谢艾未未、艾晓明、艾南山、冉云飞、肖雪慧、彭小华、王荔蕻、朱成、范晓、钱钢、卢跃刚、蔡文彬、傅国涌、张裕、王康、北明、崔卫平、何清涟、茉莉、盛雪、田军、何培蓉、刘贤斌、陈卫、黄琦、王笑冬、王东渝、朱承志、野渡、王怡、黄维才、吴茂华、张国庆、李英强、汪成忠、张星、刘晓琼、罗小刚、卢刚等海內外朋友的无私援助！

感谢成都读书会周钰樵、唐诗林、杨雨等众书友的长期支持。

感谢刘宾雁良知奖的各位理事和各位评委！感谢维权网等海内外媒体朋友！感谢海外流亡良心人士！感谢香港媒体和所有正义人士！

还有我的太太王庆华和我的家人，他们为此而受苦，十分抱歉！

感谢所有为5.12孩子痛心流泪和奔走呼号的好人！总有一天，良知将战胜归来，沉冤将获得昭雪，我们将汇聚在宪政法治的明朗天空下，彼此拥抱，放声大笑！

谢谢大家！

成都公民：谭作人
2018年2月7日

——转自《纵览中国》（2018-02-07）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28期，2018年2月2日—2月15日